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并不局限于中央银行自身，而是涉及金融监管、风险处置机制建设等许多方面。从我国情况看，后两者存在差距较大，需要立足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一体规划，统筹推进。包括加快改革和完善微观审慎监管制度，加快健全金融运行的法治基础；建立健全风险处置机制；继续大力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

自由银行时期经由金属币可兑换机制自发调控货币和信贷。信用货币时代通过中央银行履行国家信用职能调控货币和信贷，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压舱石。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央银行履行国家信用职能提出新的要求，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更加聚焦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更加关注多重目标之间的逻辑关联；央行政策框架更加关注对信贷周期实施宏观审慎管理。

过去20年来，我国经济经历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信贷上行周期，人民银行不拘泥于传统框架，统筹货币和信贷实施跨周期管理，有效平滑了周期波动，稳定了经济和金融大盘，拓宽了宏观调控政策空间。当前以及未来比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仍将处于金融风险大规模释放期，稳增长、稳金融、促改革的任务极为艰巨。我国应立足于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统筹整体金融改革，一体化推进金融监管改革，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强化中央银行制度压舱石作用。

从自由银行制度到中央银行制度

早期的银行制度被称为自由银行（free banking）制度，突出特点是没有中央银行。以1716—1845年间的苏格兰为例，当时实行金本位制，对银行业不设准入限制，任何一家银行都可以以自己持有的金、银等金属币为储备，针对贷款和商业票据等资产发行自己的银行券（bank notes），银行券作为银行的负债，本身不付息。银行的利润主要来自发放贷款、贴现票据等产生的利息收入。银行券发行后作为货币（纸币）进入流通环节，充当支付手段。一家或几家大的银行负责银行券跨行清算，类似银行间清算中心。不考虑发行银行之间的差异，流通中的银行券存量大致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货币供应量。

流通中银行券规模大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有效信贷需求的大小。银行券经由发放贷款和贴现商业票据投入流通，经由收回贷款和兑付到期商业票据实现回流，退出流通。银行券规模能够跟随真实信贷需求的变动做相应调整，实现有弹性的信用供给。二是银行持有的金属币储备规模。回流的银行券一经出示必须兑换为金属币，各银行能够发行的银行券规模最终受制于自己持有的金属币规模。发放贷款过多、过快必然导致银行券发行过多、过快，进而导致自身金属币储备的快速减少，甚至引发挤兑。自由银行制度下竞争激烈，客观上要求银行审慎克制。如果把流通中银行券存量理解为均衡的货币供应量，可以认为，正是金本位下的银行券无条件可兑换为信贷创造和货币发行设置了天然的调节阀。

毫无疑问，自由银行模式的出现是一场信用革命，是市场经济发展史和金融发展史上的真正里程碑。在此之前，相对于经济内生的信贷需求，在如何实现有弹性的信用供给而不失去约束方面一直没有破题。在贵金属货币时期，货币既是价值载体，也是支付手段。放贷人能够提供的信用仅限于其持有（同时也是借出）的贵金属币值。银行券出现以后金属币的支付功能转移到了纸币，流通中的货币价值能够远大于静止的金属币的价值，银行得以根据有效信贷需求从事信用供给，而不必机械地按照1︰1的比例受制于金属币的规模。理论上，银行的金属币存量只要能够满足纸币的最大兑付要求量即可。只要银行能够严格把握好信贷资产质量（银行自身的信用），拥有充足的储备（金属币的信用），其能够提供的信贷供给规模/银行券（纸币）就将取决于流通的银行券规模，从而更多释放经济中的有效信贷需求。银行券机制不仅诠释了信贷内生于经济以及信贷创造货币这样一些基本事实，也凸显了信贷-货币-信用三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凸显了金本位下可兑换机制在协调信贷和货币方面的关键作用。

尽管金本位下的单个银行似乎是稳定的，但自由银行体系作为整体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并最终导致自由银行体系让位于央行-银行双层体系。银行的差异性决定了货币的异质性，受制于缺乏监管和信息透明度不够，单个银行的挤兑很容易演变成系统性挤兑。在缺乏最后贷款人机制的情况下，挤兑造成恐慌，扩展蔓延至更多银行，演变成系统性危机。银行危机又造成银行信贷能力的快速下降，大量银行券被集中赎回，回流到银行体系，形成信贷紧缩，加剧衰退和萧条。

19世纪中叶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并且由于国际资本的扩张越来越具有传染性和国际性，迫切需要通过一种最后贷款人机制来稳定整个银行体系，中央银行由此产生。表1列示了20世纪之前设立的主要中央银行名单，这些中央银行基本上由商业银行演变而来，且主要源于私人银行。尽管彼时的中央银行在定位和概念上有别于此后出现的中央银行，但总体上看都逐渐具备了三项央行基本职能：发行的银行，垄断货币（基础货币）发行权；银行的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政府的银行，帮助政府融资和代理国库。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中央银行或许意识到自己接手的是金本位可兑换机制的角色，但对于如何通过有效的央行管理扮演好国家信用代理人的角色，稳定币值和金融系统，未必心中有数，这构成了中央银行制度持续完善的主线。

央行-银行双层体系下的货币、信贷与宏观调控

央行-银行双层体系取代自由银行体系带来巨大变化。银行通过信贷业务创造货币，银行货币全部转变成同质的法定货币，法定货币的币值不再与具体银行挂钩，不再取决于具体银行的资产质量和持有的金属币储备，而是统一挂钩政府信用，改由中央银行管理。

银行货币转变为法定货币是中央银行通过重构储备机制，形成新的流动性供给体系完成的。中央银行制度下，央行的存款准备金（基础货币）统一取代了各家银行的金属币储备，中央银行作为总清算行，从源头上掌控了对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供应，辅之以对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例要求，最终形成了完整的流动性供给体系：银行在央行开户，用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即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彼此结算；家庭和企业在银行开户，用持有的货币和银行存款彼此结算。货币不再兑换金属币。央行通过操控基础货币影响整体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活动，进一步影响投资和消费，促进实现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等政策目标。通常所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指的就是从基础货币投放到宏观经济结果的这一系列路径和过程，凯恩斯学派所谓的流动性偏好是理解该机制的核心概念，通过调控货币来影响信贷是其基本框架……

文章来源：《清华金融评论》2023年5月刊总第114期

本文编辑：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