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美欧西方经济体间歇性出现通胀攀升、经济衰退与失业高企等现象，对其造成巨大冲击并对主流宏观经济理论演变产生关键影响。当前美欧西方宏观经济形势有类似演变特征，派生对其再次落入滞胀困境担忧并引发对所谓全球滞胀风险关注讨论。

如何理解全球滞胀概念含义与现实风险？如何看待未来滞胀演变前景及影响？历史和现实都显示，滞胀现象既是来自经济供给侧冲击的结果，也是在特定经济学理论思潮影响指导下较长时期宏观超常刺激导致需求过度的产物，须结合经验事实具体分析。

典型滞胀主要与美西方曾经和正在经历的特殊宏观经济失衡有关，将其称作全球滞胀主要是就其国际溢出效应而言。本文将以美欧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作为基本对象进行考察。

美欧滞胀的历史缘起

滞胀（Stagflation）最初是英国保守党议员伊恩·麦克劳德（Iain Macleod）于1965年11月17日在英国议会辩论发言时提出的。当时英国月度物价和工业生产出现几个月反常匹配，这位反对党影子财政大臣批评工党政府政策时新创滞胀概念。西方世界大规模滞胀到20世纪70年代才全面展开，执西方经济之牛耳的美国理所当然地成为最重要舞台。美国70年代滞胀经历三阶段：

一是内外扩张推动滞胀形成。1952—1965年美国消费物价年均涨幅约为1.4%属于低通胀，1963年底在约翰逊政府“伟大社会”纲领下大规模扩大支出，财政和外贸赤字扩大并推高通胀。1969年初尼克松总统主政后通胀形势更趋恶化。1970年经济增速出现-0.25%负增长而通胀达到5.8%，滞胀现象初步形成。

二是在石油危机冲击下滞胀全面展开。尼克松政府经济决策团队笃信通胀是价格现象而不是货币现象，主要采用工资与价格双控制手段应对通胀。价格行政干预初期收到短期效果并赢得民意赞同，但是真实通胀压力有增无减。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国际原油均价从1972年1.82美元/桶增长到1973年2.8美元/桶和1974年10.97美元/桶，美欧主要西方国家出现深度衰退与严重通胀组合，滞胀全面展开。

三是1979—1980年再次滞胀。1978年卡特就任总统，美国经济增速从上年5.5%回落到3.2%，但是通胀反而从7.6%飙升到11.3%，提示第三波滞胀压力形成。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及1980年“两伊战争”引爆第二次石油危机，国际原油均价从1978年12.9美元/桶飙升到1979年31美元/桶和1980年36.9 美元/桶，致西方经济再次落入滞胀泥潭。如美国1980—1982年经济增速分别为-0.3%、2.5%和-1.8%，但是通胀分别为13.5%、10.3%和6.1%。

然而滞胀肆虐10余年也准备了根治滞胀的条件，1979年8月6日保罗·沃尔克 (Paul Volcker)就任美联储主席，开始侧重通过紧缩货币治理通胀的新实践。虽然面临美联储内不同意见牵制以及白宫和国会方面政治压力，沃尔克务实调整策略坚持货币紧缩方针，联邦基金利率从1979年10月的11.6%上升至1980年4月接近20%，最终以1982年出现战后最严重衰退为代价最终制服通胀。1983年，通胀率下降至3.2%，1986年降到1.9%，经济也在寒冬中开始反弹，198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4.5%，1984年高达7.2%。1982年之后25年间美国经济年均增速达3.3%较高水平。

历史经验几点启示

基于历史回顾以及当前美欧滞胀动向，可对滞胀分析思路提出几点探讨。

第一，滞胀概念的适当区分。狭义滞胀指衰退与通胀同时发生的共时性现象，20世纪70年代滞胀新概念颠覆了战后大行其道的菲利普斯曲线假说，对当时主导宏观经济理论演变产生关键影响。

目前滞胀讨论中，有的分析通过推测美国等国衰退前景来讨论滞胀发生可能性，把通胀制服后经济惯性下行衰退的组合现象也看作是一种滞胀，属于胀和滞先后发生的历时性滞胀。

从20世纪70年代前后美国情况看，1970、1974和1980年属于典型的衰退与通胀同时发生的狭义滞胀，1982年通胀显著回落后发生严重衰退，大体属于上述广义滞胀。由于在经济周期转折阶段，紧缩政策制服通胀后往往伴随经济较大幅回落甚至衰退，因而广义滞胀可能具有更为广泛现实场景。

第二，现实滞胀成因包括影响总供求两侧的多方面因素。其中能源危机派生供给面冲击影响尤为彰显，以至于经济学教科书有时把滞胀概括为总供给线向左上方移动的结果。另外，特定理念影响下宏观政策选择对滞胀也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具有实质性作用。

例如，1965年伊安·麦克劳德（Iain Macleod）创造“滞胀”一词以及1970年美英初步发生滞胀，其成因都与石油禁运与外部供给冲击无关，而是国内宏观政策多年过度扩张累积作用的结果。此后多年，美欧通胀困扰与滞胀间歇性发生，除石油危机供给冲击作用，也与当时通胀治理较为倚重工资—价格直接控制而对必要宏观紧缩措施重视不够有关。

其背后不仅涉及经济学认知和学理争议，也具有现实政治经济学根源：必要宏观紧缩措施往往派生经济下行和失业压力，会被重视短期政治利益的决策者所忌惮。后来沃尔克重手整治并一举制服通胀，从反面提示正确而果断宏观政策举措对通胀治理的决定性意义。

此后几十年美欧也曾经历石油危机冲击，然而并未发生严重通胀或滞胀，经济结构演变降低能源利用强度、经济全球化降低成本都有影响，另外汲取20世纪70年代相关经验教训实施宏调政策重视防范通胀也产生一定作用。

然而历史经验劝诫作用具有时效性，长期温和通胀环境使得美欧决策者逐步淡忘70年代货币过度扩张导致滞胀的教训。进入新世纪以来出于对通货紧缩与长期停滞的双重恐惧，经济学思潮和政策朝常态化加码需求刺激方向摆动，成为新一波大通胀关键诱致条件，也成为现实滞胀风险的背景因素。

第三，滞胀国别同步性与异质性关系问题。由于石油危机等供给冲击具有全球影响，加上美西方相对经济体量及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特殊地位派生溢出效应，使得滞胀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国际同步性。

不过也要看到，其他国家由于在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特别是体制政策方面差异，决定了滞胀现象同时具有显著国别异质性，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存所谓全球滞胀。

冷战时东西方经济联系被人为隔断，20世纪70年代美西方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遭遇经济滞胀困扰时，计划体制国家经济形势特点并非宏观经济滞胀。例如在1965、1970、1973和1980年等美欧滞胀发轫展开的几个重要时点，中国和苏联经济增速与消费物价数据显示，1965年我国出现计划时期最严重通胀，然而经济增速高达17%极为强劲，属于典型经济过热而不是滞胀。1965年苏联以及其他年份两国通胀水平都比较温和甚至小幅负增长，经济增速除了1980年苏联为4.5%其余都在7.5%以上，都不具备宏观经济滞胀失衡特征。

当然，计划体制下经济运行存在隐含通胀压力，同时还存在隐含失业、隐含公共债务和隐含汇率高估等系统性失衡，这类比较经济体制分析具有重要认识价值。不过研究计划经济体制持续结构性扭曲问题，与对滞胀作为宏观经济特殊失衡现象讨论，在概念和分析层面需适当区分。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简称疫情）流行、能源转型、地缘政治冲突的全球影响，使得不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面临经济减速与通胀压力上升困难，世界银行2022年6月号《全球经济展望》采用“全球滞胀”概念强调其同步性。

然而国别异质性仍广泛存在：有的国家如越南疫情期经济仍保持显著增长，平均通胀水平也未上升，显然难称滞胀。印度、印尼等国虽面临通胀压力，然而通胀相对疫情前升幅远低于美西方，特别是经济保持显著增长与活力，与典型滞胀有实质性差异。

我国近年经济走势特点更为彰显：经济中枢增速趋于下行然而仍保持中高速增长，在内需疲弱及供大于求环境下通胀均值甚至低于疫情前水平，与滞胀不能同日而语。近来能源等进口价格上升加上国内猪肉价格周期上行，后续通胀或有所回升。然而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源自疫情抑制需求作用有关，在相关背景条件实质性转变前难以发生严重通胀；另外，中国特色宏调能力有助于防范经济下行压力变成全面衰退，因而遭遇滞胀概率较小。

2021大通胀：滞胀的前置条件

大范围滞胀现象一般以早先发生严重通胀作为前置条件，因而考察通胀发生机制是理解滞胀成因的必要环节。疫情大流行对宏观经济供给需求两侧冲击不对称特点，特别是在美欧宏观政策新思维范式指导下，通过疫情救助实施的空前规模货币与财政相互配合的超常刺激政策，是2021年美欧通胀格局形成的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