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英民介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全国碳市场建设工作，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就碳市场建设作出重要宣示。2021年4月22日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宣布中国将启动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李克强总理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上强调要加快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韩正副总理多次提出要求，并协调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工作。生态环境部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建设方案，牵头组织全国碳市场建设工作，目前相关建设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7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决定在7月择机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展上线交易。

“中国的碳市场建设是从地方试点起步，2011年10月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7省市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地方试点工作。2013年起，7个地方试点碳市场陆续开始上线交易，有效促进了试点省市企业温室气体减排，也为全国碳市场建设摸索了制度，锻炼了人才，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2017年末，经过国务院同意《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印发实施，要求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赵英民说。

如何在一般均衡框架中纳入碳排放，既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理论问题，也有深刻的政策含义。经典的一般均衡模型不考虑因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认为自由竞争市场通过价格的充分调整，能实现一般均衡状态和最优资源配置。但碳排放造成的全球变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负外部性，碳减排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市场干预活动，将对经济增长、价格、投融资、消费和国际贸易等产生深远影响。减排机制是低碳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机制安排上社会上也有不同观点，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最早提出了对此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框架，论证了碳市场是最优的机制。

赵英民表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对外庄严宣示承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重要核心政策工具。今年是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超过了2000家，我们测算纳入首批碳市场覆盖的这些企业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二氧化碳，意味着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一经启动就将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全国碳市场对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作用和意义非常重要。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推动碳市场管控的高排放行业实现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的绿色低碳化，促进高排放行业率先达峰。二是为碳减排释放价格信号，并提供经济激励机制，将资金引导至减排潜力大的行业企业，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推动前沿技术创新突破和高排放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的转型。三是通过构建全国碳市场抵消机制，促进增加林业碳汇，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和生态保护补偿，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四是依托全国碳市场，为行业、区域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投融资渠道。”赵英民说。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秘书长徐忠表示，碳交易市场本质上是金融市场，要按照金融市场发展规律来建设碳交易市场。实践来看，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效率至关重要，需要交易机制、投资者基础、衍生品工具以及相应的金融市场监管规则等基础条件。没有金融机构的参与，碳市场在价格发现、引导预期、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将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影响减排目标的有效达成。同时，对碳排放权的现货和衍生品应按照金融市场的逻辑和规则进行管理和监管，以有效防范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风险。应加大各类金融机构参与程度，加快推进碳排放权场内场外市场融合发展，并加强市场运行的金融监管。

“在配额分配的公正性方面，全国碳市场配额分配的方法是全国统一、公开透明的。企业根据排放情况可以自行计算，得出应该获得的配额数量。配额分配的基础是经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核查后的碳排放相关数据，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重点排放单位对排放数据的核查结果乃至分到的配额有疑义的还可以复核申诉。在配额分配的合理性上，目前配额采取的是以强度控制为基本思路的行业基准法，实行免费分配。这个方法基于实际产出量，对标行业先进碳排放水平，配额免费分配而且与实际产出量挂钩，既体现了奖励先进、惩戒落后的原则，也兼顾了当前我国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列为约束性指标要求的制度安排。在配额分配制度设计中，考虑一些企业承受能力和对碳市场的适应性，对企业的配额缺口量作出了适当控制，需要通过购买配额来履约的企业，还可以通过抵消机制购买价格更低的自愿减排量，进一步降低履约成本。”赵英民说。

市场要进行交易最基本的基础是要确保碳排放数据的真实准确，赵英民表示，为了进一步提升全国碳市场数据质量，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一是积极推动尽早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加大对数据造假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强执法保障。二是持续加强能力建设，提升碳市场参与各方业务能力。三是加强监督指导，持续开展对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和企业的监督帮扶，狠抓数据管理。四是加强信息公开和信用体系建设，借助全社会力量对数据管理工作进行监督，从而提升全国碳市场的数据质量。

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环境与气候风险研究负责人、高级研究员孙天印，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初级研究员祝韵《清华金融评论》（点击订阅）2021年4月刊撰文指出，根据我国的碳排放核算主流方法，企业层面需要计量和获取的核心数据为企业的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相关参数。

活动水平数据。企业的活动水平数据的核算需要经过内部核算和外部核查，但是依据的信息大同小异，主要通过合同、能源消耗台账、燃料技术文件、燃料清单等文件对各个过程的碳排放进行核算和核查。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八大行业重点碳排放单位2015年起向碳排放主管部门进行了多轮的碳排放数据核算与上报，积累了一定数量、准确性较高的历史数据。但八大行业之外的企业碳排放数据仍有限。

排放因子相关参数。国内的碳排放因子主要有实测值和缺省值两大获取来源。对于整体数据质量较高的行业，国内碳市场鼓励重要的排放因子参数采用企业实测值，其他大部分排放因子参数均可采用缺省值。缺省值的参考值一般会在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文件中进行补充，如《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附录二提供了常见化石燃料特性参数缺省值数据。

李高介绍，我国碳市场建设从地方试点起步，从2011年10月以来，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两省五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地方试点工作，地方试点从2013年6月先后启动了交易。经过多年发展取得了积极进展，为全国碳市场建设积累了经验。几个试点市场覆盖了电力、钢铁、水泥20多个行业近3000家重点排放单位，到2021年6月，试点省市碳市场累计配额成交量4.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额约114亿元。成果体现在两个方面，重点排放单位履约率保持很高水平，市场覆盖范围内碳排放总量和强度保持双降，对于促进企业温室气体减排，强化社会各界低碳发展的意识，为全国碳市场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宝贵经验体现在一些制度设计上，包括地方法律法规的建设、配额分配方式、交易方式等方面，在人才队伍方面为全国碳市场建设积累了人才队伍。

李高表示，全国碳市场和地方试点市场的设计原理是一样的。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我们在充分借鉴试点碳市场经验基础上，明确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分阶段、有步骤地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在覆盖范围、准入门槛、配额分配方面的制度设计和试点市场有一定的差异。7个试点碳市场在纳入的行业范围，门槛也是根据各地的产业发展实际情况和各地温室气体控制目标、管理要求来定的。全国碳市场从发电行业起步，全国碳市场建设以后，我们工作重点转向确保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平稳、有效运行。地方的碳市场要逐步地向全国碳市场过渡。目前，全国碳市场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不再参加地方碳市场的交易。避免一个企业既参加地方碳市场又参加全国碳市场的情况。

“在具体过渡的时间表、路线图方面，还要根据全国碳市场发展、根据地方试点实际情况进一步研究。在全国碳市场建立的情况下，不再支持地方新增试点，现有试点可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同时做好向全国碳市场过渡的相关准备工作。”李高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此前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金融支持碳中和”圆桌会议时表示，在金融机构层面，将鼓励金融机构早做准备，积极应对气候挑战。人民银行已经指导试点金融机构测算项目的碳排放量，评估项目的气候、环境风险，正在探索建立全国性的碳核算体系，已按季评价银行绿色信贷情况，正在研究对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的业绩评价体系。

赵英民表示，碳市场将通过价格信号来引导碳减排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推动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引导资金流动。这是碳市场追求的一个重要效果，因此碳价非常重要。

从微观和近期来看，碳价主要还是由配额供需情况决定。从宏观和长远看，碳价由经济运行和行业发展总体状况和趋势决定。碳价过高和过低都不好。碳价过低，将挫伤企业减排的积极性；碳价过高，也将导致一些高碳企业负担过重。因此合理的碳价，既可以彰显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的决心和力度，又能够为碳减排企业提供有效的价格激励信号。碳价是通过市场交易形成，因此出现碳价波动是正常的，但是剧烈波动，过高、过低都不利于碳市场的长期稳定运行。

“目前，全国碳市场还没有启动，所以还不好说碳价是多少。但从全国7个地方试点运行情况看，近两年加权平均碳价约在40元人民币左右。目前，在全国碳市场相关的制度设计中，我们考虑通过改进配额分配方法、引入抵消机制等政策措施来引导市场预期，从而形成合理碳价。同时，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各方对温室气体排放管理预期在逐渐上升，因此有关企业特别是配额短缺的企业，关键还是要从推动行业低碳转型的高度正确看待碳价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碳价的高低是个市场信号，企业顺应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趋势，就会在发展当中占得有利先机。”赵英民表示。

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环境与气候风险研究负责人、高级研究员孙天印，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初级研究员祝韵认为，我国的企业碳核算工作结果要达到可比性强、准确性高、实用度高的水平，仍面临诸多挑战。要进一步推动我国企业（资产）层面上的碳核算实践，促进金融行业气候风险分析工作的开展，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补充出台未覆盖行业的碳核算报告标准。第二，加强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与交流。第三，出台约束性法律法规，明确碳核算责任。第四，鼓励关于金融机构碳核算的方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