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晚8:30，华尔街热线（第四期）首次三地连线、跨界对话。美国FDA前资深高级临床评审官、中国生物科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联席董事会主席姚毅，与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副院长魏晨阳，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研究员、《清华金融评论》副主编张伟，分别从香港、纽约、北京三地连线，围绕主题“FDA专家眼中的美国疫情和市场恐慌”，从探索恐慌根源、探讨复苏之路、展望医疗健康未来三个层面，展开金融市场与医疗健康碰撞融合的跨界对话！

第一部分：美国疫情发展现状

【张伟】从3月份以来，美国的新冠疫情迅速恶化，全球金融市场也出现剧烈震荡行情。姚老师作为在美国工作多年的资深医生和FDA高级别官员，您对于美国疫情发展的哪些环节感到意外呢？

【姚毅】首先，在这次疫情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美国现政府面临三方面内部结构问题的冲突。第一个冲突是深层政府“Deep Department”和表面政府“Surface Department”的冲突，深层政府代表专业的管理机构、管理人员，因为美国政府是职业管理的。第二个冲突是专业管理人员和非专业领导的冲突，因为新政府上台，很多专业部门领导由总统任命，有些领导是专业的，有一些领导是非专业的。第三个冲突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这次疫情发展过程正好赶上了总统选举，特朗普总统利用这个机会想要拉选票，在出现不利因素时便会推给前政府。

其次，特朗普政府的结构是政治与财富一体化的，而一般来说，政治与财富应该是互相制约的。特朗普总统以前是商人，没有管理行政机构的经验，他把管理公司、商业机构的经用到政府管理，会使政府职业团队感觉非常不舒服，不协调。另外，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明显的进行了国际战略收缩，在国际组织中不断退群，在全世界撤军。关键的是，他在政府的改革上，把一些非常重要的机构给取消了，比如说他取消了奥巴马医改计划、裁掉了医疗突发事件委员会、削减了公共卫生的预算，也削减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研究经费。由于上层管理机构（白宫）不得力，所以联邦政府之间也有一些矛盾。食品药品管理局、疾控中心、荣军医院、国立卫生研究院这些机构也是相对独立的，如果没有医疗突发委员会在他们中间协调，势必造成不知道谁来主导的情况。特朗普总统经常发表一些误导性的不太合适的言论，就造成了CDC很早就跟进开始批试剂盒，但FDA发现CDC批的试剂盒其实是不行的。FAD官员曾经发表言论说，如果CDC是一个公司的话，他就叫这个公司破产。可见这种管理方式，造成了机构之间互相在推卸责任。

在这样的情况下，专业官员被严重忽视，例如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也代表专业官员发布疫情、预测疫情，并提到新药适应症以及疫苗一个月研发成功这样的言论。我们知道疫苗的研发不是那么简单的。另外，疫情在美国的发展被严重的政治化，白宫和国会在预算上也不一致。一开始，专业机构说疫情控制需要40亿美金。白宫质疑为什么需要40亿美金并将预算削减到25亿美金，但到最后疫情发展很严重的时候，国会批了80亿美金，这也暴露出工作不协调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医院体系不能够很好的应对这次疫情。因为美国联邦政府没有自己的公立医院，美国的荣军医院对平民开放，各个州有县医院（county hospital），但基本是为穷人治病的，它的医疗设施不足以应对紧急公共卫生事件。还有一些大学医院、私立医院，这是美国医院里的精髓，但是他们以研究为主，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也特别有限。所以，美国现在的疫情看上去就有点像水漫金山一样。

我们看这张图，伦敦商学院用模型模拟出来，就是如果美国政府不干预的话（自然免疫/佛系免疫），可能会有150万到220万的人在这次疫情中死亡，这个有点像正态分布曲线；如果干预的话，我们可以看虚线图，美国会有20万左右的人在这次疫情中死亡。所以说从现在我们来看，冠状病毒的传播模式是非常快的，一会我会讲到传播指数R0在美国应该是非常高的。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从美国的第一例病人到10万例病人，经历了67天；10万到20万经历了11天；20万到30万仅仅经历了4天。如果按照SIR新模型来预测，在4月16号，美国很可能会达到100万。我3月13号在纽约的时候，纽约只有421个病人，零死亡；到4月5号，纽约已经感染了122031个病人，死亡了4159个病人。所以这个感染速度是非常快的，这就是我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魏晨阳】美国疫情发展，除了速度快之外，还体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比如最近纽约医院报道，年轻人的感染率和重症率，明显比一般情况要高。所以您认为，美国疫情整体上有哪些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特征？您怎么理解这些特征？

【姚毅】从报道上来看，纽约大约20%的住院病人是50岁以下的患者，说明纽约病人年轻化，也有报道说，纽约医院的ICU主任提到，很多年轻人是走着来医院的，然后很快就住院了，有的很快就去世了。美国住院病人的构成跟中国武汉的情况有些不一样。武汉40岁到49岁的病人是4.3%，30到39岁的是3.4%，1%是20岁左右的病人。所以，有科学家提出来，新冠肺炎是多器官受累，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新冠综合症（这是另一个医学上的讨论话题），而年轻病人数量增多，除了其活跃的生活习惯且不注意物理隔离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ACE2受体在年轻人群中可能更具有敏感性。根据目前的研究，年轻人死亡率一开始特别高，很可能是因为年轻人身体的免疫系统产生过激免疫应答，造成身体的免疫反应非常强烈，引起细胞因子风暴，这是与“白细胞介素6”有关系，病人很快就进入呼吸衰竭，多器官衰竭的状态。这种情况在韩国也发生过，其实韩国的比例也非常高，可能也与年轻人一开始没有物理隔离有关系。但是在纽约的话，老年人的比例也是相当高的，跟欧洲国家没有什么不一样，目前数据看，就是儿童的感染率相对比较低，大致是这样。

【张伟】关于流行病和传染病，您能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吗？

【姚毅】流行病学是一个方法学，是探讨影响人类群体健康和疾病的一门学科。也就是说，流行病学可以研究除了传染病以外的其他疾病，同时，流行病学用的一些方法，比如统计学方法，还可以用于临床实验的研究，发现风险因子，确认感染源、感染人群，然后进行感染通道的隔离。

传染病学一门临床学科。在疫情暴发时，利用流行病学的研究手段发现传染地、控制传染人群、切断传染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几个步骤。之前提到的传播指数R0，如果小于1则表示传染性逐渐消失，大于1就是有全球性爆发的趋势，而R0等于1一般表示这是一起地方性感染事件。

【魏晨阳】这次美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受到重创，市场非常恐慌，所以对疫情拐点非常关注。您估计，疫情出现缓和或拐点，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时间表？

【姚毅】疫情的时间拐点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以纽约为例，按照我们说的伦敦商学院曲线模式，纽约的拐点应该是在4月底到5月上旬，最近摩根士丹利也有个模型，跟我们猜测的拐点非常吻合。当然，会有许多变量影响拐点的到达，例如隔离的措施、检测人群的偏差，病毒的变异，外来病毒的输入，隐性携带者的增加等等，这些变量都会影响拐点的到达。从全美国来看，纽约是美国疫情的桥头堡，按照现在流行方式，是一种骨牌效应，全美国同时遍地开花，特别像新奥尔良、迈阿密这些地方都是重灾区。如果按照这个模式来推测的话，美国全国的拐点（峰值）应该是在5月中旬到6月上旬，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因素，同样也是影响拐点的因素。

【魏晨阳】这个图是您之前跟我提到的西班牙流感的情况，根据这个图，跟进问您一个关于疫情二次爆发风险的问题。

【姚毅】这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分布图，来自于美国CDC网站。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波峰是在1917年（圣路易斯）发生的，西班牙大流行是在1918年，接下来1919年又出现一个中等波峰。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说美国/纽约当前的疫情是处于类似1918年这个波峰的话，接下来我们可能预测在明年的什么时候会出现另一个波峰。按照摩根士丹利的图形，对于本次疫情是从第2个波峰也就是今年3月份开始算的，接着预测美国的疫情应该在六七月份见底，下一个波峰可能会出现在明年1月份到3月份。现在美国已经有1000多万人领取救济金，很多企业倒闭，失业率还会上升，一般来说，如果失业率超过30%的话，就会造成社会动荡了。

【张伟】为防控疫情实施禁足令，直接导致停工停产停学，实体经济金融市场都受到重创。从美国国情出发，您认为除了禁足令，还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措施呢？ 

【姚毅】新冠病毒现在是这种全球大流行(pandemic)，速度快，面积广，有点像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时，大家都没有办法，只能是自然免疫。全球有1/3的人被感染，死亡人数大概是5000万人。当感染达到70%，它会保护一些易感人群，这就是自然免疫理论。所以，按照美国和西方一开始的防疫方式，就是采取了这种自然免疫。但是由于病毒传播速度太快，并且造成死亡例数增加，才开始都实行物理隔离。物理隔离是一种是权宜之计，按照流行病学理论来说，首先我们要确定疫源地区（现在不需要再确定，因为几乎整个地球已经都出现新冠病毒），然后控制传染源，接着割断传染途径，现在全球都在这个阶段，包括中国的14天隔离政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则，就是保护易感人群。美国的Doctor Fauci建议，现阶段控制疫情发展需要物理隔离，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对的。虽然长期这样做的话，肯定是影响到美国经济的，但如果要是开工，美国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至少是在检测方面），做到把各类人群分开。

第一类，是单纯核酸阳性的人群，这一部分人群是刚刚被感染的。第二类，是核酸和抗体阳性的人群，这部分人群是感染了以后，身体已经出现了这种免疫应答，IgM和IgG已经开始产生了。第三类，是单纯的抗体阳性人群，他们的IgG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个人群是非常关键的一群人，他们是可以工作的，是现在世界上复工的生力军。第四类，是易感人群，可能就包括我们在座所有的人或者大部分人，我们核酸和抗体都是阴性的，没有被免疫过，所以风险极大，我们出门就很容易被感染。在这四类人群里面，没有被感染的人群是最危险的。同时，核酸阳性和抗体阳性的病人，有的人是感染初期，他没有症状但很可能是带菌者，就像在西班牙伤寒里面，有一个叫伤寒玛丽的女性，她就没有表现出伤寒的症状，但她是一个超级传播者。所以说，在抗击新冠的过程中，鉴定出这几类人群是一个战略决策。

美国现在采取的又隔离又放开的策略，我觉得也是对的，但它的医疗体系不是很适应疫情，疫情爆发后，医生、医疗资源很容易被击穿，所以造成目前的医疗物资短缺，究竟多少个医生被感染，也没有这方面的数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保护易感人群，现在有这么几种方式：第一个就是物理隔离，这是权宜之计；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要研发疫苗。所以大家都认为在全球抗击新冠的过程中，研发出有效的、安全的疫苗是重中之重。在治疗方面，我们尝试用感染人群的血浆治疗，这个非常昂贵，资源也特别有限；再就是研发出直接的抗体，相当于药一样，例如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给病人直接注射抗体，但这个的危险就是不确定是否会出现严重的免疫交叉免疫反应，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魏晨阳】回到金融市场和投资方面，目前市场上有一种说法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中国率先走出了第一波疫情；把意大利作为一个最坏的情况，因为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非常高，扩散速度也非常快。这两者之间也许就是美国的趋势，从您的角度来看，这种简单的逻辑是不是合理？

【姚毅】从医学角度建议，首先中国现在也需要大量的检测，特别是免疫球蛋白检测（抗体IgE,IgG），其次是中国要研发出最有效的抗体。联合国说，中国疫情的控制是一个阶段性的稳定，联合国用的是稳定这个词，不是阶段性的胜利。中国的疫情的控制，是暂时的平稳。因为中国有很大一部分人群，也许是90%，也许是50%，都是易感人群。我们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因为没有做过这种大规模的抗体检测，但数量肯定是巨大的。这些人没有被免疫过，所以这种平稳只是暂时的，因为我们都关在一个玻璃房里，跟外界是隔离的。这个病毒，可能国外有5种病毒株，我们国内感染的仅仅是一株。将来，假如我们需要打开国门，到时候另外4株进来，我们完全都没有免疫力，而且病毒还有变异，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这其中存在很大的潜在危机。

其实，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就是来应对我们周围的细菌和病毒的。在空气里面，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新冠病毒，其实是成千上万种病毒，很多病毒我们已经都免疫了，为什么只对新冠病毒这么敏感，不想免疫呢？当然现在有很多客观原因，所以暂时做不到，那么我们就说如何去应对？我认为，第一，中国应该进行大规模的检测，把IgG阳性的人群与核酸和IgG阴性的人群区分开来，我们就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就像这次武汉放开。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这样的话，可以区域性的，局限性的、缓慢的对整个群体实行自然免疫。因为我们的卫生医疗系统在这次新冠抗疫过程中，经受了检验。我们是举国体制，现在中国也在给全世界提供医疗设备，我们的医疗系统、医疗资源不会像美国那样被击穿，所以，如果我们的医疗资源能够把控好的话，这种缓慢的逐渐放开是一个解决方式。

在美国，疫情发展开始时就是群体免疫，像英国所说的佛系免疫，然后由于病人数量突然增加，医疗体系开始崩溃，才开始进行物理隔离，其实美国最终它还是要放开的。美国的医疗体系，我相信也很快会恢复的。同时，美国的科研能力，包括检测试剂盒的生产、疫苗的研发，我觉得他们很快就会建立起这个系统的。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很可能就会抢先，因为他们IgG阳性的人群会越来越多，这样的话，他们就占领了优先。占领优先以后，从大的格局上来说，在我们两国继续贸易战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联合西方社会抢夺话语权。可能以后都不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了，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贸易战。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和观点。所以在这次疫情过程中，美国目前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把握住这个时间窗口，大力发展我们的检测试剂盒（即敏感又特异），最好是能够给所有人都进行抗体检测，然后快速研发疫苗。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问题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第三。

【张伟】前一阶段中国抗击疫情取得了阶段性的稳定，现在的防控策略是内防反弹外防输入，全力采取措施防止二次爆发。目前市场上关心的核心问题是社会经济活动何时能够正常化？您会关注哪些指标？正常化需要满足哪些基本条件？

【姚毅】社会经济活动正常化的指标，第一是疫情控制平稳，第二是感染力下降，疫情曲线没有大幅度的反跳现象，第三是死亡率的下降。其实死亡率下降并不是完全相关，但可以从侧面反映疫情发展的严重性。核酸检测阳性反应率应该呈大幅度下降趋势，抗体IgG的检测率、阳性率明显提高。

社会经济活动正常化要满足的条件，一方面需要确定易感人群和疫苗的研发，以美国现在的状态来看，由于人口基数是固定的，易感人群会越来越小，最后的一群人会逼到墙角里去，那对于这些人来讲疫苗研制成功是关键中的关键，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也是全世界的。另外还要确定无症状感染者，需要鉴别出像“伤寒玛丽”那样的人，所以检测也是很关键的。另一方面就是预防疫情的公共措施，这在香港容易实现，现在到处都有洗手液，电梯的按钮会有塑料贴纸每小时更换，也有物理隔离，但在美国比较难实现。第三是一定要将基本传染指数（R0）控制在1以下。复工复产最危险的就在于出现群体感染爆发事件，这时候R0会到1以上，又转回来了，控制传染源、割断传染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会循环往复，既浪费社会资源也会造成社会恐慌，也不利于经济发展。

第二部分：美国对抗疫情的医疗措施

【魏晨阳】美国整个医疗系统经受了严重的挑战，最近纽约的情况非常突出，医疗资源被严重的挤兑，过去两天死亡率都创了新高。您作为医生以及有在美国核心医疗医药开发监管机构18年的经验，对美国目前在公共卫生管理、医疗系统、药物研发等领域这次经受巨大冲击，对整个系统到目前为止的效率效果，怎样评估？

【姚毅】现在联邦是失去控制的，各个州都独自为政，联邦政府和各个州都在抢购医疗资源和其他资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特朗普裁掉了医疗突发事件委员会，委员会在平常可能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一旦遇到百年不遇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政府缺乏统一的协调，造成现在很多州都不听联邦政府的，联邦政府提供的资源也不够。和中国不一样，美国的医疗体系根本就没有应对这种突发危机的管理体制。不过，美国的一个优势是有全世界最好的医疗救治体系，医院的各方面都有标准的SOP，不论是在纽约还是在偏远的奥马哈，医生和护士的职业化水平都非常高，是按照统一的标准考出来的。还有一个优势是美国的民间力量非常雄厚，民间基金会的力量以及个人的力量。另外美国医生的职业道德水准还是相当高的。总体来说，和中国相比，美国的抗疫工作是不太协调的，中国具有举国体制，美国应该要反思，把这些系统重新建立起来。

【魏晨阳】在检测方面，最近白宫抗击疫情工作组的一位专家特别提到了“抗体检测”，这种检测不是检测感染患者，而是筛查具有抗体的人群，一旦实施，可能是能够长期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目前美国检测方法发展程度如何？“抗体检测”的重要性跟意义是怎么样的？在目前病毒可能卷土重来的形势下，“抗体检测”是否真正有助于长期抵御疫情？

【姚毅】美国早期的检测是被动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也研究出一套检测试剂盒，但是不好用。现阶段市面上检测试剂盒有两大类，一类是核酸检测，只是看病人有没有感染，随着检测的进行，感染的病人会越来越少，核酸检测的数量会越来越小。

还有一类是抗体检测（IgG），是S蛋白和和N蛋白的检测，目的是将人群区分开，这是非常关键的。假如一个地区IgG都是阳性，说明基本上度过了感染的急性期。如果百分之七、八十的人IgG是阳性，在自然免疫的理论下，这些人会保护易感人群的，通过物理隔离与自然免疫的结合能够控制疫情的发展。现在武汉打开城门，根据健康码就可以追踪，这种自然免疫与强制性的物理隔离结合起来，是非常好的。如果美国度过了这段时间以后，IgG检测大部分人群都呈阳性，基本上就度过了最危机的时刻。联合国说过中国是阶段性的稳定，所以还是要进行大面积的抗体检测来防止二次爆发。现有的病毒株、外来的病毒株、病毒株的变异这些都是要考虑到的。

【张伟】日前美国专家Dr.Fauci否定了“治疗疟疾的药物对新冠疫情的治疗效果”的传闻。目前在美华人和留学生有一些已经被检测出阳性，而由于医院的接收能力和症状比较轻，采取了自我居家隔离。除此以外，可以采取什么药物或检测方法（比如：“15秒憋气”自测肺功能？）

【姚毅】单纯的“15秒憋气”测试是不科学的。新冠病毒感染后首先进入肺，肺是血流量最大、血氧交换的器官。病毒的感染要看是否有发烧、咳嗽、呼吸困难、身体乏力等症状，有症状可以试着憋气，这些都有的话应该立即去医院。从新冠肺炎的病理机理可以看出，感染后肺产生了大量的粘液，身体的白细胞和免疫细胞对病毒进行抗争，这些粘液堵塞了细小支气管导致无法通气。所以在疾病后期阶段一定要上呼吸机，首先进行呼吸道的清洗，一般使用生理盐水，之后进行吸痰，吸氧，马上病人就能感觉到通气了。很多情况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的治疗，就会造成病人多器官受累，细胞因子风暴(CRS)、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最后死亡。

关于氯喹这个药物，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到了，目前没有很好的随机对照临床实验来证明它既安全又有效。氯喹本身有副作用，另外还有羟氯喹，硫酸氯喹是老一代产品，后来加上了一个羟基会减少副作用，但副作用还是存在的。一是长期使用会引起失明，第二会引起（QT）延长。QT是一个心脏学很主要的指标，QRS波到T波之间的距离延长，会引起猝死。有实验表明，氯喹能抗击新冠病毒有三个机理，第一它可以使新冠病毒的S蛋白去糖基化。科学家发现，新冠病毒原始株上有至少60个糖基化的位点，HIV只有30个，英国科学家研究指出糖基化的位点越多，越难研发出有效的疫苗，新冠病毒就是其中一种。第二它能够改变细胞的微环境，可能能使细胞微环境碱性化。第三它可以调节免疫。氯喹是美国FDA批准用来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药物，例如类风湿、关节炎、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是在身体免疫亢进时，免疫细胞产生的抗体攻击自己的组织造成免疫反应，氯喹作为免疫抑制剂能够降低这种免疫反应。如果在早期给病人用氯喹，这时身体需要正常的免疫反应，会将免疫反应抑制住，不能抗击病毒，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另外还需要考虑氯喹的适应症，假如对新冠肺炎有效，应该是在中到重症或者极重症时期，身体的免疫系统开始过度杀死病毒，这时要抑制它的过度免疫反应，防止发生细胞因子风暴。结合测量白细胞介素-6的监测，在药物研发上也是一个节点。所以特朗普说氯喹是可以治疗的，实际上误导了老百姓，造成到处都在抢这个药，反而真正需要氯喹的病人没有药了。

【魏晨阳】市场目前另一个看点是疫苗研发，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能不能请您结合FDA的经验，对目前海外和国内的进展、有希望的具体项目进展，给大家介绍一下？

【姚毅】特朗普在疫情开始发展时就说一个月以后美国就有疫苗，其实他没有征求专业人员的意见，至少没有征求他旁边的FDA局长的意见。美国FDA对新药研发有很明确的法律法规，一直以来强调任何生物药，包括化学药在内，被批准的依据首先是安全，然后是有效，这个标准是全球的金标准，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住门槛，不降低标准。FDA对于疫苗的研发也有相应的指南，要经过这么几个阶段。在研发阶段，要找到合适的蛋白和肽链，做动物实验，包括小动物、大动物（猴子），经过概念验证（POC）。然后实验室的规模要扩大，为工业化生产做准备，所有的生产环节与实验室的环节达成一致。到了这个阶段，疫苗要进行一期临床实验，主要看疫苗的剂量和佐剂比例，二期确定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验证POC。第三阶段是大规模的人群试验，验证长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研究出有效的疫苗对全世界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国内研究的疫苗有这么几个方向，灭活的疫苗、基因工程即重组亚单位的疫苗，还有腺病毒载体，腺病毒5，现在陈薇院士在做的，另外还有核酸疫苗，所有疫苗都是为了激发体内产生抗体。最直接的应该将病毒的 S蛋白或N蛋白拿出来，这是能使得体内产生正常的免疫应答，是最合适的。现在用的这些载体，比如腺病毒载体，是将病毒的 遗传物质装到载体里去，然后到体内表达病毒的蛋白质，体内产生抗体来抗病毒。这个过程蛮复杂的，关键的问题是腺病毒是自然里面最常见的一个病毒，身体会产生很多腺病毒抗体，假如腺病毒到体内很快被排斥，抗体把它杀掉了，基本上是没有效果了。但是陈薇院士研究的腺病毒，在埃博拉和SARS疫苗的研究过程中做了很好的工作，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疫苗的研发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ADE效应，现在新冠病毒有好几株，还有变异株，ADE效应是指，假如新冠病毒c株疫苗研发出来了，疫苗注射后可能会加速感染新的a株或b株病毒在体内的感染，现在很多科学家在研究这个问题。全世界有50多家公司在参与这方面的研究，中国和美国已经进入了临床实验。陈薇院士团队已经做过了动物实验，药物的CMC（Chemical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化学成分生产和控制）中的生产已经通过了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验证。美国研究疫苗的公司莫德纳（Moderna）使用的是核糖核酸（mRNA），没有经过动物实验就组织了志愿者去试，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1976年福特任总统时有一场大流感，当时也是选举年，福特总统为了得到选票，研发出了流感疫苗，医生等专家认为流感不会大面积爆发，建议不打疫苗，但福克总统坚持，疫苗没有经过动物实验，就大面积给美国人注射了，死了好几百万人，后来这也是福特总统没有上台的原因之一，所以疫苗的研发过程是非常关键的。

【张伟】在4月1日的发言中，根据白宫官员的预测数字，总统发言指出：从理论模型预测，不采取措施美国死亡人数可能会达到百万级；但在目前措施下，死亡人数将会降低至10-20万。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出，10万这个数字反而引起了民众的恐慌。您觉得，从公共卫生管理的角度，在信息披露上如何做，才能有效地降低恐慌？

【姚毅】信息披露一定要有专业委员会的领导人或者专家来披露，被政府授权的专家，而不是由总统来披露。总统的整个发言都是为了选举拉选票，将事态的危急性淡化了，造成了误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国家做的比较好，中国老百姓经历过SARS，大家知道传染病的危害。美国第一件事是要给老百姓在这方面进行教育，假如每个人都知道了传染病究竟有多么危险，不管谁在发布会上说什么，大家心里有数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未来全民教育一定要跟上的，无论是美国还是全球。新闻发布一定要是专业的人，否则会误导市场、民众、国际社会，使黑天鹅在美国飞得又远又高。如果特朗普为了选举发布的信息越来越离谱，在三权分立、互相制约的政治结构下，纠正起来也很容易。政治家在重大问题上不负责任的发表，是有一定代价的。

预测模型有很多种，有一种是SIR模型，现在也被好多机构用了。这个模型是将易感人群和已经感染的病人通过三个微积分的方式连起来，得到一个数学模型。根据这个模式，估计新冠疫情很可能会造成美国1.24亿人被感染，也就是1/3的美国人。模型推测到4月14号美国感染人数可能就会达到100万。模型只是预测，是否提前或推后达到，或者没有达到，在于实际上怎么操作将这些变量控制好。所以，消除恐慌还是要进行基础教育，让所有人知道新冠肺炎没有那么可怕，感染率虽高，但死亡率并不高。另外注意物理隔离，让大家科学的了解，而不是掩盖，要去引导预期。

第三部分：对全球和中国生物医疗研发和公共卫生体系发展的思考

【魏晨阳】这次罕见的全球性的健康危机，对各个国家在健康和经济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次疫情，让很多学者/智库判断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将发生相当逆转。从我国生物医药创新、国际交流的角度，您对一体化趋势逆转的影响，和应对政策，请谈谈您的看法。

【姚毅】全球一体化的框架使得新冠疫情很快传遍了全世界，像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是很慢的，现在飞机等交通设施的发达方便了病毒的传播。这次疫情大部分发生在社会经济活动活跃度高的城市和国家，造成了骨牌效应。全球一体化还暴露了供应链问题。特别是西方国家在抗疫过程中，出现了医疗物资短缺的情况。像是法国为了到中国来买口罩，使用军用飞机来运输，特朗普为了拿到氯喹，给莫迪打电话。未来西方国家会考虑去一体化，医疗、医药产业中一些关键的制造业，很可能会召回本国，来应付不可预知的疫情。在全球一体化的框架下，最主要的管理者是联合国、 WHO、WTO等国际组织，现在西方国家开始抵制这些组织，特朗普也说不给WHO付会费了。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中国在这个阶段应该抓住窗口期。在整个抗击疫情过程中，可以看出来中国像落潮以后立起来的一座山峰，给各个国家提供试剂盒、抗疫物资、药物等，原料药也都在中国生产。要发挥中国各方面的优势，例如我们有很好的临床实验平台，在世界上很多新药研发长时间找不到病人，我们中国有病人，在动物试验方面也有优势。将这些优势与国际社会结合，建立国际认可的临床实验平台，建立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CP)平台以及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LP）平台，加强0到1的科技创新也是非常关键的，投资方面生物医药肯定是一个热点，需要大力调整投资重点。

【张伟】在抗击病毒的有效性方面，中药治疗和西医治疗形成了两个明显不同的派别。前不久也有报道提到，钟南山院士团队用现代药物的对照测试方法，发现中药在对抗新冠病毒的某些方面有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对普通轻型患者更有效。姚老师您在FDA工作多年，是批准药物方面的权威专家。您如何看中医在对抗疫情病毒的效用？您怎么看未来中医的发展和监管？

【姚毅】从报道和实践过程中，中药在武汉的抗疫实践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任务。我在FDA期间，有一些中国的中药厂到美国申报，却发现其实很多中药方在动物实验中存在严重的肾毒性和肝毒性，无法达到安全性指标。中医是个体化的传统医学，很多老中医教授也认为中医是中国的一种哲学。它对每一个病人都是辩证配药的，而西药是普适性的药。但是日本的汉方是从中药发展而来，已经成功走向国际化。因此我觉得需要把握中药国际化的机会，一定要借鉴西方和日本的成功经验，用现代的思维逻辑把中药现代化、国际化。最关键的环节是制药方式，西药的制药方式与中药不同，需要研究借鉴西药的逻辑，将中药的制作过程实现现代化。

刚才提到中药在抗疫过程中也起到了作用。那么是单一治疗还是联合用药？这需要通过动物实验、临床实验（RCT），并且一定要保证随机性和充足的样本量，才能产生可信的数据。我认为，通过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提升，中药在未来临床实验中，一定会走出一条不一样的国际化道路，这对中国老百姓也是一种福利。

【魏晨阳】生物医药一直受到资本的青睐，相信疫情之后可能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我国在相关政策引导方面和私人投资领域也保持着理性的态度。您对美国的医药研发领域有很多年的观察，您对我国未来生物医药投资领域有哪些建议和看法？

【姚毅】疫情后，在公共卫生方面，包括新冠病毒及国际药物研发格局都会发生变化。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在国内和美国都有一些机构用间充质干细胞来治疗冠状肺炎。首先，细胞治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是一个先进的技术。我在美国FDA工作时是在CBER（Center for Biologics Evaluation and Research），主要监管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等生物制药产品。最近美国FDA批准了一个用间充质干细胞治疗新冠的临床实验，据说效果还不错，我们国内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因此我提出，一定要本着科学的研发态度，在安全性上和有效性上对细胞治疗等新科技进行监管推动。其次，未来很可能抗体药的研发也是一个重点。抗体药以前往往注重在癌症方面的应用，其实对传染病方面也有作用。第三，重视新技术在医疗健康方面的应用。如试剂盒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推动试剂盒的研发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云医疗包括诊断和健康管理是一个方向，基础的现代化医疗设备也是一个投资热点。

除了技术储备，一定也要有相应的天使投资，投资0-1有发展的项目。首先产品选择很重要，尤其对其适应症的选择是最重要的，比如氯喹和罕见病药（orphan drug）是很好的投资选择。以前有很多投资人或者基金，认为一个技术好，然后就去投技术，其实不是这样的。好的技术不一定能成为好的产品，但是好的产品一定要有适合的技术支撑。通过这次新冠，发现了一些老药新用，新的适应症和联合用药是关键。其次，很多投资人或者企业家认为投资要投人，把科学家变成了CEO，这就出现了问题。科学家不可能做CEO，应该依然是在研究领域才能发挥特长和作用，且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搞清专利在哪里，有很多专利是在国外，其实变成是在帮别人做。另外，新项目需要通过可靠的数据作为判断依据。比如在新药研发过程中，动物实验的结果很难直接印证出在人身上的实验结果，所以要看临床数据，1期2期非常关键。根据数据的分析，选择阶段性的退出也很重要，投资且要避免同质化。以上是我对于医药投资方面大致的观点和建议，仅供参考。

【张伟】感谢姚老师非常有价值的建议，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因为您在FDA做了很多年的评审官，您提到此前也有中国的制药厂到美国申请评审失败的案例，能否请您简单的分享FDA在评审时有哪些标准？中国的制药企业应该需要注意参评的哪些事项？

【姚毅】其实到FDA申请IND（申请临床研究批件）并不难。关键是，第一所选择的项目是否有发展？项目适应症的选择非常重要，能够找到很好的适应症，就是很好的切入点。其实FDA评审的门槛很低，很多人很容易拿到IND，但在整个审批过程中，三期临床的实验结果是非常关键的，很多药企都栽在三期临床上。这时候就需要专家、团队的帮助和设计。有很多药未能获批准，一方面是安全性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有效性的原因。比如我审批过的一个产品，是治疗前列腺癌的。一开始在总体数据显示上是失败的，后来他们将数据重新梳理，将其中症状最重的病人筛选出来后，呈现效果就特别好。也就是说其在适应症上只对那些重病患者。因此到FDA申报虽然简单，挑战性也是非常大的。

第四部分：观众提问

【听众提问】刚才提到很多国家或者企业在研制疫苗，那么疫苗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投产并使用？时间周期大概有多长？

【姚毅】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扰，一个疫苗的研制周期为12个月到18个月，如果有政治因素干扰，周期可能会缩短至6个月到9个月。安全性还是最关键的问题，像1976年福特总统时期，流感疫苗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安全性数据，造成了大量的死亡，疫苗的研制也以失败告终。因此疫苗的研制依然要遵循其应有的逻辑规律，科学无半点捷径可循。

【听众提问】您刚提到，一种疫苗的研制可能只是针对一类菌株，具有很强的特异性，并且有可能会提升对其他类菌株的感染机会。但这并不能说明该疫苗本身是无效的，是么？

【姚毅】对的，这就是ADE效应。ADE效应是指疫苗产生的抗体，对该病毒有进攻作用，同时他也能够帮助别的病毒快速感染个体。ADE效应的理论基础很复杂，并不是说疫苗没有用，因为假如说一种病毒在全世界只有一株，那么很容易就能成功，但假如说有至少五株，并且还存在变异，S蛋白的糖基化特别厉害，这时研发疫苗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新冠疫苗的研发是极具挑战性的。

【听众提问】关于复工。对美国来说，特朗普可能要在5月份逐步开始复工，但刚才讨论时提到疫情拐点可能要到六七月份的时候才能来临。您觉得美国已经做好复工的准备了吗？

【姚毅】这是一个动态的问题，目前美国的医疗体制基本上被冠状病毒疫情击穿了，目前潜在的问题是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数据没有出来，另外需要通过检测试剂盒检查出来易感人群的数据，真正已有免疫能力的人员，即免疫球蛋白G(IgG)是阳性的数据等。中国现在开始复工是一个合理的决定。因为可以监测到每一个人的体温和动态接触的人群，如果有人被感染，可以马上落实隔离，严重的进医院治疗，不严重的可自我隔离自然免疫。同样的道理适用于美国，但美国的体制不同，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它是一个倡导自由化的国家。美国总统希望复工重建经济，为其11月选举打基础的话，七八月份就一定要把这些工作做好。但问题是现实会这样配合么？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如果在美国研发出有效的疫苗的前提下，复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可以把易感人群检测出来，常规群体地进行自然免疫，出现问题的及时救治，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听众提问】如果病毒系列存在多种菌株，中国这边不多的话，那么其他菌株在其他的国家是怎么来的？我猜大概可能是生物变异等多种因素影响导致演变的过程吧？ 

【姚毅】其实关于新冠的起源问题，是全世界科学家和政治家都在关心和研究的问题。我们目前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知道这个病毒有很多不同的株，我知道的至少有五株，变异种类就更多了。因此对于检测和疫苗的研发都是挑战。

【听众提问】您提到防止中国二次反弹的一个重要的建议，最理想的就是做全民检测。那么如何快速的推广抗体检测？与疫苗推出的速度相比，是否要权衡一下疫苗开发投入与全民检测的投入？哪个会更好一些？

【姚毅】我认为疫苗研制投入和全民检测投入应该是同时并举的，因为其实疫苗是伴随检测的，检测出阴性就是需要接种疫苗的。要是从时间点上来说先后，研发最有效又安全的疫苗肯定是当务之急。检测试剂盒已经做出来，只要生产出来进行大规模的检测就可以。

【听众提问】对于有兴趣到美国市场投资的中国投资人，从审慎的角度，您有什么建议？

【姚毅】从审慎的角度看，回到中美贸易战的层面来说。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前，应该是在2018年11月份，美国开始对中国生物医药实行做各种限制，在商务部有一个名单，在名单上的项目，需要到司法部申报，很多情况下都不会被批准。同时还要求中国投资人在美国的生物医药企业里面不能作为大股东，不能有话语权，这是一个明显的风险。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就不做了？不是的。我与司法部和商务部的律师在法规出台之前曾专门讨论过，他们提到可以利用一些法律的通道绕行。那么在新冠以后，假如去全球化的时代来临，对中国企业和基金到美国投资可能还是一个挑战。我觉得在未来相当短的窗口期里，美国可能会放松一些条款来达成与中国合作，一是向中国示好，二是美国企业也要生存。在美国搞生物医药领域投资，选择项目关键要看临床数据、动物实验数据等，而不是看理论。

（文中配图来源于嘉宾演讲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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