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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君:疫情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影响 | 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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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董小君

 

在整个疫情过程中,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财力,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都面临“流动性困难”。本文对此提出了相关建议,同时,本文还强调要关注疫情引发的次生灾难,防范相关风险的发生。

 

疫情冲击下如何解决“流动性困难”问题

在整个疫情过程中,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财力,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都面临“流动性困难”。对此,各国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美国设立了3500亿美元的小型企业基金,英国政府帮助企业支付员工80%的工资等。但是,总体说来,发达国家财政政策发挥空间有限。在政府财力有限下,西方国家纷纷以“印钞”方式“抗疫”,这种“大水漫灌”货币政策必然给全球带来两个后续的风险:一是疫情过后或许甚至不等疫情结束,通缩与通涨可能只是一线之间的事;二是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其实是防疫成本的转移,加重其他债权国的压力。

面对流动性困难,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对提振中小微企业信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笔者认为,当前需要探索更为“立竿见影”的解决企业流动性的办法,实际上就是“找钱”。

微观层面如何帮助最困难的企业“找钱”?

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帮助中小微企业清算“应收账款”,将拖欠的应收账款“活化”为现金流,它的价值不低于贷款作用。应收账款实际上是大企业对小企业资金和盈利空间的挤占。截至2019年6月,全国946家中小企业板块,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30%,全国799家创业板企业,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46%。这两部分加总为17.58亿元。

如何在宏观层面“找钱”?

这就要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四个部门“成本分担机制”。国家资产负债表由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家庭(住户)四部门构成。

从政府部门看,中国与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虽然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但中央政府财力还是很雄厚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帮政府“找钱”:一是提高赤字率。如果2020年将赤字率从2.8%提高至3%,会产生1981.73亿元的流动性;如果将赤字率提高至3.5%,则产生6936.06亿元的流动性。二是鼓励地方政府用足债务限额。根据测算,债务限额使用率每提高1%,便可为地方政府带来2407.74亿元资金。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并没有充分利用起来,2019年债务限额实际使用率为88.49%,如果将这个比例提高到95%,至少可以带来1.57万亿元资金。

从金融机构看,可以通过减免利息来分担成本。如果金融机构直接免除企业贷款利息1个月,可产生3357.06亿元的流动性。

从国有企业看,直接让利。国有企业处于产业链上游,规模大,对冲风险能力强。在疫情面前,国有企业要与广大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

从储户看,通过降低基准存款利率,让爱国的人士都贡献一份力量。如果央行一次性下调基准利率0.25%-0.5%,就能释放4954亿到9908亿元资金。以上找来的钱可以做结构性安排。

关注疫情引发的次生灾难

疫情如果继续在全球蔓延,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有两个代表性观点:一种是认为可能会出现1931年那样的大萧条,如法国经济部长就这么认为;第二种是认为有可能出现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笔者认为,作为学术研究,需要找到核心指标,作对比分析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产生现金流的行业只要3个月无法恢复,全球经济必将陷入“结构性萧条”。因此,要关注疫情引发的次生灾难。

从外部风险看,中国主要需关注三大风险:一是外需急剧恶化带来的风险。目前外贸企业不只是复工难的问题,而是无工可复。采购经理指数(PMI)可能长期低于50%的荣枯线下方。由于定单的滞后效应,外需恶化对中国的冲击可能在二、三季度显现得更明显。二是全球化供应链断裂的风险。近期看,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或地区都实施封锁措施,疫情已在不同程度打破了全球供应链的纽带。长远看,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对全球化产业链的认识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认识到全球供应链极易受到破坏,从产业安全考虑,也不能过度全球化。这也许是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根本冲击。外交关系理事会的拉美事务专家香农K‧奥尼尔(Shannon K. O’Neil)认为,疫情正在破坏全球制造业的基本原则,一些公司正考虑缩小多步骤、多国家供应链。三是美元升值导致资本外流的风险。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历次大危机期间,美元成为避险资金的选择。美元升值,导致全球资金回流到美国,会加剧新兴经济体流动性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爆发金融危机。

从内部风险看,主要是防范两个风险。如果说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的冲击是第一轮冲击波,那么第二轮冲击波则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攀升。由于抗击疫情,各地方政府都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负担加大,风险也加大。二是中小银行的风险。疫情期间对中小微企业产生的冲击,在金融方面的风险传导有着滞后效应,中小银行是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必然会加速中小银行风险暴露。有学者和地方监管部门提出适度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问题。理论上适度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的确可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良贷款容忍度放松引发的道德风险。在实际操作中,要考虑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确保不良贷款容忍度调整后,银行风险是可控的;二是贷款确实进入了实体经济、流向了中小微企业。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编辑:谢松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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