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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风暴揭开银行授信漏洞

反腐败的成果以前所未见的频率不断刷新,这一举措令社会运转成本极大降低,而短期内带来的企业坏账,将令银行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业务模式。

2014年以来,不良双升成为各上市银行财报的关键词。

一位大型股份制银行内部人士对腾讯财经表示,不良双升一方面是由于处在经济下行期;另一方面由于反腐力度加大,一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型企业接连出事,也是构成坏账上升的原因。“以前都是银行打破脑袋争抢的客户,现在全成了坏账。”

有观点认为,反腐短期来看可能会给经济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会成为推动改革的因素。

反腐引发官场地震

据2014年银行中报显示,上半年16家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5580亿元,新增不良贷款772亿元。另据银监会的数据,2014年上半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6944亿元,较去年末上升1023亿元,已经超过2013年全年不良贷款增加规模的992亿元。

这样的银行不良贷款现状,还是在上半年银行做出大比例冲销的结果。2014年上半年五大行冲销不良贷款的同比增幅超100%。

而反腐的热议程度绝不亚于近期的银行坏账。这场始于2012年末的反腐风暴延续至今,已有30多名副部级及以上官员因被指贪污而入狱。另据中纪委公开的数据显示,单在2013年就有约18.2万名党员被调查。2013年所打大老虎是过去25年平均数的5.25倍,力度之大史无前例。

中央反腐的力度仍在加码,以近期山西反腐为例,7天内4名省部高官落马,一届省委常委会超过三成成员被查,着实掀起一场官场“地震”。

来自联盛的金融风险

上述银行人士表示,一些大的集团通常跟政府关系密切,“这些集团以前都是银行争抢的优质客户。”然而一旦因为某个反腐案件出事之后,集团资金和运作出现问题,就会变成银行的包袱。她举例称,“联盛、德正都属于这种情况。”

山西联盛能源集团(下称联盛)董事局主席邢利斌因一则“山西煤老板7000万嫁女”的新闻,而为人熟知,2014年3月12日被警方带走。有报道称其被调查,与山西古交市三个煤矿的并购案有关。该并购案的另外两位参与者——原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和山西金业煤焦集团董事长张明新也没能摆脱被调查的命运。

根据第一财经微博)日报的报道,截至2013年9月底,联盛对外融资总额268亿元,其中银行借款余额153.54亿元,银行敞口票据余额23.42亿元。在联盛长长的债权人名单中,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国开行等都在其列。其中,国开行山西分行和山西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下属63家农信社以借款41.5亿元成为牵涉最深的两家金融机构。

而随着邢利斌的被调查,已经进行4个月之久的联盛重组再次打上一个问号。由于联盛的关联企业众多,此事涉及到众多银行在山西的授信业务,有银行人士表示,如果联盛真的走到破产的那一步,将会是整个山西金融界的灾难。

另一家曾经银行眼中的“优质”企业德正资源集团,也给银行带来了同样的烦恼。该集团董事长陈基鸿于2014年4月25日被拘,据悉其协助调查的原因和青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的“落马”有关。

正如该公司在其网站上所宣传的“公司与各银行建立了长期稳定的银企合作关系”。“德正系”骗贷案中,涉及的中资银行多达18家,贷款金额超过160亿元。各家银行的风险敞口已达到90亿元。

另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南非标准银行、中信资源、中国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渣打集团四家企业已采取法律程序来追回损失。

腾讯财经未能联系上上述两家集团求证更多的细节。

根据媒体公开的报道,仅山西吕梁一地,被查的商人就包括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公司董事长贾廷亮 、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珠、离柳焦煤集团前任董事长邸存喜及现任董事长郭继平等。

一位股份制银行西南某分行副行长对腾讯财经表示,一些大的集团作为优质客户,的确是银行争抢的对象。一旦牵涉到反腐案件中,资金链断裂后,会造成银行坏账。

在他看来,大型的民企需要政府的支持,跟政府之前会存在利益输送,这是很普遍的。因此反腐对一些民营企业冲击更大,对于国企或上市公司来说影响相对有限,“即使他的负责人出事了,还是能够正常运转。”

反腐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

反腐不仅会带来银行坏账,一些信托产品因为反腐而造成兑付危机的例子也不少。

早在2014年7月16日,山西华通路桥公司一纸公告称,“由于企业董事长王国瑞仍在协助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尚未返回企业主持工作,因此该公司7月23日到期的4亿元短融券兑付存在不确定性。”

王国瑞被称为山西“路桥大王”,据悉,前不久刚刚遭调查的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白云在阳泉任书记时,与其交往密切。

虽然最终的结果是华通路桥在最后一刻筹措到了足够的资金化解了兑付危机,但这类由于反腐导致公司负责人被限制人身自由,从而导致公司筹措资金的能力受影响,带来的风险也不容小觑。

中金公司认为,华通事件虽然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反腐大潮中的实际控制人风险事件层出不穷,也不能简单视为单一事件。

有报道称,2014年以来,已有十余家上市公司的高管相继“出事”。

与此类似,早在2013年11月14日,广东创鸿集团董事长黄鸿明被刑拘,理由是涉嫌行贿揭阳前市委书记陈弘平。此外,他还与2014年6月落马的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关系密切。

在黄鸿明被刑拘后,一向政商关系强硬的创鸿集团陷落到大幅裁员、高管跳槽、不断转手旗下项目的境地。而由中融信托发行的“创鸿集团佛山创鸿广场集合信托计划(二期)”也陷入兑付危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席教授李稻葵(微博)此前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曾表示,从短期来看,反腐败对经济有负面影响,因为反腐败使得一些与政府有关的经济活动放缓。但他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风险在于要解决改革的动力问题,而反复应该成为推动改革的因素。

在8月召开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一份调查显示,超八成企业家认为反腐降低了企业的招待费用支出,长远看有利于建立良性的政商关系。

在李稻葵看来,未来反腐败的做法可能将会出现一定的调整,从当前抓个别的案件,从“老虎、苍蝇”一块打的作法,逐步转变为制度化的、经常性的做法。

而对银行来说,甄别信贷对象的方式,也需要相应地做出改变。

某股份制银行的一位郭姓风险总监对腾讯财经表示,由于今年以来银行坏账高居不下,银行在放贷上面越发谨慎,因此,业务人员在放贷之前会做更多的考量与调查。“我们目前对业务人员的规定是,如果手头出现一笔坏账,今年的奖金就全没了。”(腾讯财经 周纯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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