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梳理了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历程和成就，分析了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和银行业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商业银行发展转型的对策：一是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二是做出特色，实施差异经营战略；三是精益求精，提高精细管理水平；四是与时俱进，加速科技的运用；五是放眼世界，以全球布局提升金融的服务能力。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业改革创新和发展进步有效地服务了实体经济发展，机构数量持续增长，种类逐渐丰富。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金融脱媒加快，银行业竞争加剧，在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不断健全，监管格局不断升级的新时代，总结过去，评估现在，对银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银行业改革历程
以1979年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讲话为起点，我国银行业从“大一统”格局起步，先后经历专业化、商业化、市场化等重大转型变革，形成了以央行为核心，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平竞争、健康发展的新体系，现在正向着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不断前行。截至2017年末，银行业共有法人机构4549家，其中包括1家国家开发银行、2家政策性银行、5家大型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家邮储银行、134家城商行、1262家农商行、17家民营银行和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
第一阶段（1978年~1993年）：向专业化转型阶段。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次年10月，邓小平同志提出“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战略要求，银行体系的改革全面推开。回顾这一时期的改革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要求，银行业从机构体制上打破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开始探索专业银行的企业化发展。一方面，四大专业银行相继成立或独立运营，其中，1979年农行恢复设立、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分设、建设银行从财政部分设，1984年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分设。另一方面，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颁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至此，我国中央银行体制开始建立，由工、农、中、建组成的国家专业银行体系开始形成。
二是为适应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银行业开始探索多元化发展。在此期间，招商、兴业、广发、光大、华夏、浦发等股份制银行相继组建，外资银行从经济特区向沿海扩展。不过，这一时期的银行机构虽拥有一定经营自主权，但权利有限，且金融产品以存贷款为主，品种相对单一。
第二阶段（1994年~2003年）：向商业化转型阶段。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中国经济制度进入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新阶段。与之相对应，银行业开启了商业化改革进程。具体包括：一是加强监督管理体系建设，确立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成立银监会强化机构监管、审慎监管、法制监管。二是分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形成以国有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三是增加竞争性供给，提高商业化机构占比，建立起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四是加强法制建设，颁布《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为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提供法律保障。
在此阶段，一方面，为促进专业银行改制为商业银行，1993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相继成立，剥离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同时，为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1999年组建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AMC），对口处置建行、工行、农行、中行不良资产1.39万亿元，有效化解了国有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和巨额不良贷款的问题。另一方面，国家积极增加银行业的竞争性供给，对外资银行进一步开放，并改革农信社、组建城商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实现了快速发展，各项指标占比不断提升。截至2002年末，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和负债总额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额的比重分别上升至9.5%和9.56%，利润占整个银行业的28%，业务经营突破区域限制，真正完成了从“区域性商业银行”到“全国性商业银行”的转变。
第三阶段（2004年~2016年）：向市场化转型阶段。中国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发展的快车道。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于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次年，国务院启动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推进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与前两次改革不同的是，本次改革采取了更加彻底的市场化方式，措施包括国家注资、财务重组，彻底消化历史包袱；按照《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引入境内外合格机构投资者，通过引资，实现“引智”“引制”，完善公司治理与内控管理；在境内外公开市场上市，接受市场监督。经过改革，国有银行化解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得以轻装上阵，解决了体制、机制性障碍，为后续“黄金十年”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为支持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四大AMC累计承接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近2万亿元。其中，2004年四大AMC合计收购建行、中行可疑类不良资产2787亿元，接收损失类不良资产约1622亿元；次年工行将4590亿元可疑类贷款分35个资产包向四大AMC销售，并向华融转让损失类不良资产2460亿元；2008年农行剥离处置可疑类贷款2173.23亿元，损失类贷款5494.45亿元。在促进国有银行“轻装上阵”的同时，四大AMC也陆续完成自身股份制改革（2010年信达、2015年华融、2016年东方、2016年长城），并逐步发展成为全牌照综合性金融控股平台。
除大力推进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与发展之外，这一阶段多元化、市场化金融体系逐步建立。一是国开、邮储等政策性银行顺利完成股份制改造，优化业务范围。二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多家机构通过引资、上市、业务创新等方式逐步确立竞争力，并有部分机构开始探索“走出去”。三是规范城商行发展，部分城商行实现了上市和跨区域经营。四是整顿城市信用合作社，开展以市场化、商业化和股份制为导向的农信社改革，陆续组建农商行和农村合作银行。五是进一步放宽民营银行、外资银行的准入，促进各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协调均衡发展。
同时，监管部门持续强化制度建设。一方面，制定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初步完成了监管法规体系构建、监管流程重构、监管信息系统建设，在提高监管专业水平与监管能力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另一方面，积极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化运营，于2015年颁布实施《存款保险条例》，积极推动巴塞尔协议在中国应用，推动金融机构提高透明度。
第四阶段（2017年以来）：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金融业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健全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过去银行业重规模、求速度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出现了银行资金通过非标、同业、理财等各类嵌套投资，叠加杠杆，绕道进入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资金空转和脱实向虚明显等现象，导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抬高，金融风险积累，诱发人民币贬值预期等不良结果。因此，2017年监管部门加大了对金融业的整治力度，去杠杆、去通道、去池化成为监管重点，力促金融回归业务本源，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具体来看，一是负债端去杠杆，包括收紧流动性，降低理财、存单等同业依赖，加大表外融资难度等。二是资产端去通道，包括限制同业空转、严控同业投资、规范影子银行、防范实质性风险，以及促进表外资金回归表内信贷等。三是业务模式去池化，包括打破刚兑、规范资金池、限制多层嵌套、实施穿透监管、防止监管套利等。四是进一步强化监管能力建设，通过补短板防止监管空白或重叠，通过促进监管协调来加强监管标准统一和数据共享，同时强化监管问责。
中国银行业改革成就
受股改等利好影响，中国银行业发展迎来了“黄金十年”（2003-2013年），规模、利润、不良等各类指标持续向好。同时，行业实现了协调均衡发展，服务质效、开放水平以及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
（一）银行业迎来黄金发展，各类指标持续向好
一是规模和盈利方面。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从2003年的27.7万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151.4万亿元，年均增长18.5%；利润从322.8亿元增加到1.74万亿元，年均增长40%左右，银行业金融机构ROA、ROE不断提高，行业盈利能力跻身国际银行业一流水平。
二是不良和拨备方面。2003-2013年，商业银行风险抵御能力大幅提高，贷款结构更趋合理。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连续多年“双降”，不良贷款余额从2.1万亿元降至5921.3亿元，不良率从17.9%降至1%。此外，我国商业银行拨备计提持续高于国际同业水平，拨备覆盖率从2003年的19.7%，上升至2013年的282.7%，2012年更是达到峰值295.5%。
三是资本充足率与流动性水平。这一时期，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稳步提升，从2009年的11.4%提高至2013年的12.19%；资本充足率达标银行资产占全部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例由2005年的0.6%上升到2013年的99.9%。流动性方面，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保持合理区间，在45.79%上下波动，风险防控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银行业实现协调发展，服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一是银行机构建设日益协调均衡，服务质效与开放水平持续提高。这一时期，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协调均衡发展，形成了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与商业性金融适当分离，多种金融机构分工协作、多种融资渠道并存、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服务体系。其中，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占比由2003年的58.03%下降到2016年的37.29%，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比则由2003年的10.70%提升至2016年的18.72%。同时，银行业加快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28.2万亿元，小微贷款余额26.7万亿元，扶贫小额信贷余额1658亿元，扶贫项目贷款余额802.7亿元，普惠金融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此外，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资银行进一步放开，相继取消了外资银行的区域限制，并允许其以人民币增资、投资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放宽其市场准入。在此背景下，外资在华业务实现了快速发展，外资银行营业网点由2001年末的190家，大幅增加至2016年末的1031家；外资银行人民币资产规模也由2003年末的4160亿元，增加至2016年的2.93万亿元。与此同时，中资银行也加快了国际化步伐。2006-2016年，国有商业银行境外分布国家和地区数由29个增至45个；分行数目由50家增至83家。
二是我国银行实力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影响力持续提高。首先，从销售额、利润、资产、市值等综合评定看，部分中资银行已跻身国际前列。以《福布斯》（Forbes）“全球企业2000强”榜为例，按照销售额、利润、资产、市值等指标综合评定，2017年入围榜单前100名的中资银行已达12家，工农中建全部入围榜单前10名，其中工行连续五年蝉联榜单首位。其次，按照一级资本排名，入围英国《银行家》（The Banker）杂志“全球1000家大银行”（Top 1000 World Banks Ranking）榜单的中资银行表现愈发亮眼，2018年共有18家中资银行跻身榜单前100名。12家位列榜单前50名，工农中建首次占据榜单前4名位置，工行则以3241.26亿美元的“一级资本”连续第六年位居榜首。再次，按照营收排名，2017年《财富》（Fortune）500强榜单，上榜银行数量为39家，较2016年减少14家。其中，中资银行共有9家，上榜数量居各国首位。此外，利润榜前四名分别被工农中建占据。在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同时，中资银行国际影响力同步提升，日渐成为全球银行业的重要力量。其中，中行（2011年）、工行（2013年）、农行（2014年）、建行（2015年）相继入选 “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
中国银行业发展趋势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我国银行业不断探索行业发展规律，实现了整体实力持续增强，形成了符合中国特色的运行格局。如今，随着国内外经济金融的深度融合，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转型，我国银行业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一是规范金融发展，监管日趋从严。“防范化解存量风险、遏制增量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是当前银行业监管的主要思路。因此，银行业防控金融风险已成为重点任务。监管部门一方面通过顶层设计，完善监管体系，弥补监管短板、促进监管协调，增强监管问责。如：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合并银监会与保监会，实施MPA考核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等。另一方面，整顿通道业务，规范创新业务，限制监管套利，打破刚性兑付、降低错配风险，缓解杠杆压力，优化资源配置，促进银行业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二是市场准入放开，竞争日益加剧。近年来，监管部门坚持增加竞争性金融供给，以“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造”双线重构银行业格局。一方面，按照“成熟一家、设立一家”的原则，持续推进民营银行设立。截至2017年末，获批成立的17家民营银行总资产3381.4亿元，比2016年增长85.22%；净利润19.67亿元，是2016年的2.09倍；不良贷款率0.53%，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1.2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不断放开外资准入，鼓励外资银行在华发展。截至2016年末，外资银行在我国27个省份的70个城市设立经营机构，形成了具有一定覆盖面和市场深度的服务网络。
三是客户需求多元，混业经营加快。为应对利率市场化和满足客户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各家银行纷纷布局混业经营，发挥多牌照优势，强化多条线联动，从传统的信贷提供向资源整合转变。落实“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做实、做强综合金融服务。整体上看，银行业混业经营不仅有利于实现银行与非银行金融业务的协同，同时，宏观层面对于改善社会融资结构起到积极作用，微观层面则可提高银行业抵御经济周期波动冲击的能力。
四是金融科技兴起，业务模式重构。银行业历来是应用先进科技成果的典范和先行者。从20世纪50年代银行业务电子化，到90年代银行业务网络化，再到近年来的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的兴起，金融与科技正从简单“拼接”走向深度“融合”。
一方面，2013年，以网贷P2P、第三方支付、互联网理财、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众筹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凭借优质的客户服务和细分的市场定位，大幅蚕食银行传统的存、贷、汇市场份额。例如，截至2017年末，我国互联网理财规模超过3万亿元，其中余额宝规模近1.58万亿元，一年增长95.47%；与之相反，银行居民储蓄增速从2013年的13.58%降至2017年的7.7%，互联网理财对银行存款形成较大分流压力。另一方面，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兴科技被加速运用到金融领域，有望全面重构传统银行在客户服务、产品设计、运营模式、风险控制等方面的经营和业务模式。可以说，银行业面临格局重塑的洗牌风险，科技将成为决定未来银行实力的核心竞争力。
五是金融开放加快，开放格局升级。习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指出，将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人民币在国际结算、跨境投融资等业务领域将快速增长。特别是我国对外开放格局持续升级，国家从战略高度提出“一带一路”，项目涉及国家多、金额大、范围广，衍生出贸易金融、国际结算、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财务顾问、风险管理等多种金融性需求，这些都为中资银行加速国际化布局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商业银行发展转型的对策及建议
第一，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金融的天职和宗旨是服务实体经济，作为中国的金融机构，执行党的决策，落实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就是银行的本职、本色，更是金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源泉。因此，银行应该从以下三方面聚焦发力，多角度、多维度、多方式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一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如图2所示；二是服务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和重大工程，包括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大“一带一路”建设金融支持力度，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和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等；三是努力培育新动能，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支持自贸试验区建设，改善消费金融服务。
第二，做出特色，实施差异经营战略。商业银行要在细分市场做出特色。综合梳理主要商业银行战略与业务发展动态，各家银行都在积极打造鲜明战略和特色业务。如工、农、中、建等大型商业银行纷纷关注综合化、国际化发展；招商、兴业、浦发和民生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则聚焦特色化、轻型化发展，特别是着力关注小微金融、科技金融、零售金融等业务。
第三，精益求精，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向精细化管理转型是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举措。各家银行纷纷通过先进的组织模式改善资源配置结构和效率，通过科学化的治理机制实现前中后台的高效协同，运用先进的资本管理、风险量化和金融科技等工具，实施精益六西格玛管理，提高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如，对资本、负债和资产的规模、结构、收益、成本、风险进行动态跟踪与控制，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有效发挥经济资本、关键绩效指标（KPI）、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等政策的引导作用，通过优化客户、渠道、规模、效益，促进资本节约型业务发展；强化经济增加值（EVA）、经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RAROC）等价值指标考核，持续提高股东价值回报。特别是提高精细化定价能力，达到每一笔业务，对每一个客户的贡献度都能用经济资本来衡量，对每一笔资产的价格都能用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来考核定价，从而有效提高价值回报。
第四，与时俱进，加速科技运用。商业银行要顺应金融和科技的融合态势，积极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新兴科技，围绕市场需求和客户痛点，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加快向科技银行转型，如图3所示。一是向数字化转型。持续发力大数据和机器学习，通过对内外部客户数据的整合治理，构建统一的大数据平台和深度学习平台，勾勒360度客户画像，聚焦客户行为信息挖掘，不断实现营销和服务的精准化、智能化。二是向轻型化转型。渠道上，银行要大力发展直销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微信银行等线上服务平台，提升服务的远程可得性；业务上，大力发展贸易金融、消费金融和普惠金融等资本消耗少、风险权重低的业务类别，实现从传统的存贷业务主导型向交易和投行业务型银行转型。三是向平台化转型。银行要加强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实现服务供给从单一化、产品化转向多元化、场景化，通过金融与消费场景的整合，提升价值流转效率，打造能够为客户提供沉浸式和旅程式体验的一站式智能化金融服务平台；同时应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与实体企业互利共赢。
第五，放眼世界，以全球布局提升金融的服务能力。在当前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背景下，银行业必须积极践行国家战略，做好中国企业、中国装备、中国制造“走出去”的配套金融服务工作。目前，中资银行已经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完善海外机构布局，境外机构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机构数目持续增加。截至2016年底，共有22家中资银行在海外63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353家分支机构，其中一级分支机构229家；银行的海外资产与净利润也不断增长，人民币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国际化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
总之，为适应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以及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和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变化，商业银行必须转变传统经营理念，实现全方位的转型升级，以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在此背景下，民生银行作为成立于1996年根植于民营经济，以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为初衷和基因，肩负“中国金融改革试验田”使命的首家全国性民营银行，建立了“分支行+事业部+附属机构+海外分支机构”的运营体制，确立了“民营企业的银行、科技金融的银行和综合服务的银行”的战略定位。具体而言，在转型过程中，民生银行2015年启动了旨在实现全面增长方式转型和治理模式变革的“凤凰计划”项目，包括战略规划、治理模式、客户定价、资负管理等方面内容。民生银行努力通过改革，实现以银行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变，规模型向价值型导向转变，以“大”和“快”为优向以质量和效率为优转变，账面利润向经济利润转变，粗放经营向精细化经营转变，被动风险管理向主动风险管理转变，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转变，行政调节向利益调节转变，要素驱动向数字驱动转变，实现内部管理协调、经营能力提升和商业模式优化。特别是坚持推进小微金融特色服务，持续优化小微金融专属销售、风险、综合开发系统建设，加大小微金融的信贷资源投入和财务资源支持。同时，继续做强科技金融，依托民生金融科技公司，构建金融生态圈，再造一个线上民生银行，为客户提供更简单、更智慧、更易得、更安全的线上金融服务。
（郑万春为中国民生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本文编辑/王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