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贸易摩擦，但这一次确实与以往不一样。本文认为，中美经贸冲突是大概率事件，将带来全方位挑战。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抓住经济长期发展的机会，才能保证中国的最大利益。此外，无论中美贸易战的后续发展如何，当前都应高度关注金融风险。
2018年元旦刚过，中方代表团赴纽约、华盛顿参加“二轨中美经济对话”。与往年不同的是，2018年与会的美国官员基本无心深入讨论中美经济关系的一些具体分歧。当时就有猜测，特朗普已经下定决心要跟中国打贸易战，官员们都觉得再说无益。到1月下旬，矛盾升级的态势已经十分明朗。在随后的5个月，中美两国政府来回经历了好几次“口水战”，正式的谈判也举行了三轮。每当大家觉得战火即将爆发或者马上就要握手言和的时候，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大反转。
中美之间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贸易摩擦，但这一次确实与以往不一样。过去中美发生经济矛盾，很多美国公司都会劝说美国政府不要激化矛盾，但现在它们都在向美国政府抱怨中国“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不少美国官员也认为过去美国政府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失败了，一些安全问题专家明确认定中国已经成为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竞争者”。很多政界、商界和学界的美国人不喜欢特朗普的行事风格，但似乎都赞成他准备对中国采取的措施。
中美经贸冲突将是一个长期挑战
现在称之为“贸易摩擦”的争端，涵盖了至少三个层次的矛盾：第一是“双边贸易失衡”，第二是“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第三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都很难解决。
但双边贸易失衡不应该成为中美贸易战的问题所在。因为中国经常项目已经实现了再平衡，双边失衡实际是全球产业链的结果，并且美国减税收、增投资的政策很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其国际收支逆差。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世界第一、第二强权之间的冲突也使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变得更加困难。
中美双方相对比较容易找到的共同点在于改善市场环境方面。美方所要求的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和开放服务业，其实也都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但由特朗普带来的压力，也给这些改革的实施造成了一些困难：一是政府不愿意在外国的压力下改变政策；二是特朗普要求的“对等”，即中国须达到美国的开放程度。
中美经贸争端会不会真的爆发？如果发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都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但也有专家总结，特朗普行事虽然看起来不按牌理出牌，其实也有规律可寻，一是兑现竞选承诺，二是反奥巴马政策。基于此，再加上美国的“民意基础”，不妨大胆地做三点判断：第一，中美发生经贸冲突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第二，摩擦并不仅仅限于贸易领域，而是全方位的；第三，矛盾将可能长期存在。
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在决定对策之前，应该先对大局做一个判断，对于核心问题，需要把握好一点，即抓住经济长期发展的机会才能保证最大利益。
过去40年间，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出口和投资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美国在建立与维持这样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发挥了十分关键的领导作用，但现在美国却变成了一些国际经济规则的破坏者。即便如此，维护这个国际经济秩序仍然对中国是最有利的。2011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参加“二轨中美经济对话”，曾经深入研讨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当时提出“一元、多极、共治”的主张。这一建议在当前来看，对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仍然是适用的。
特朗普的出尔反尔、频频加码致使中国政府出手还击，这也顺理成章。但一些专家鼓动我国政府“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甚至建议了一些可以打击美方利益的举措，对此，需要慎重考虑。化解经贸争端特别要防止掺杂民族主义情绪，一场失控的贸易战给美国造成的可能是短期的收入损失，而给中国带来的却可能是错失长期的发展机会。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4298亿美元，从美国进口1539亿美元。除非中国打算打一场全面的经济战，光是征收进口关税，中国很难做到对等。
因此，中国不必畏惧特朗普发起的贸易冲突，该应战就应战，该改革就改革，该置之不理就置之不理。成大事者不必争一城一池之得失，争的应该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机会。即便要“打”，也要以“和”为目的。对内，进一步推进改革，真正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对外，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加快服务业开放，这些既是特朗普提出的要求，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的既定方针，中国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加快实施。这样不但有利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但中国确实需要改善与国际社会之间的沟通。过去中国经济体量还比较小，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内的话语关注度比较低。现在一个“观点”、一个“名词”，都可能会触动国际社会的神经。国内对中国经济一些夸大其词的判断，不仅不利于认清自己的位置，还容易激化国际矛盾。十几年前美国出现“遏制中国”的声音，最初就是因为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在政策语言上也需要考虑国际语境，一些在国内听来没太大问题的说法，在国际上可能会引起误会甚至激发冲突。例如，国内很多专家认为“中国制造2025”没有问题，一些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政策，但在有些外国人听来，这就是政府干预产业发展的纲领。中国今天没有足够的实力与美国相抗衡，也不应以未来挑战美国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防范触发重大金融风险
无论中美贸易战的后续发展如何，当前都应高度关注金融风险，尤其是在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很高的环境下。影响金融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投资者信心，而投资者关心重点是回报与风险。
中美经贸冲突可能从三条渠道影响投资者信心。一是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多数投资者可能会转向保守、观望的立场甚至直接采取避险策略。近期中美股市发生波动，就表明投资者信心已经开始动摇。二是经济增速放缓。贸易战首先会减少出口和直接投资，降低经济增速，这势必会影响金融资产包括银行信贷的质量和资产价格。2014年下半年起人民币面对贬值的压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三是国际收支恶化。一旦经济增长减速同时伴随国际收支逆差，新一波资金外逃、货币贬值的压力就会抬头。因此，建议政府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防范金融风险、支持金融稳定。
第一，加强政策协调，近期要特别注意防止金融政策与经贸冲突之间形成风险放大机制。不但要避免处置风险的监管政策发生共振，更要缓解贸易冲突对金融风险的叠加，经贸冲突在客观上可能会加大去杠杆的压力。金融开放要加快，但还需要把握节奏。
第二，重视经济增长稳定的意义，提前考虑一些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案。经贸冲突加剧，一定会导致经济增长减速。过去一直强调要接受增速放缓，这是客观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但如果增速下降太快，则容易对投资者信心造成重大冲击。
第三，适度提高汇率的灵活性，缓冲出口减速对经济稳定的冲击。一旦对美出口急剧下降，灵活的汇率可以发挥一定的缓冲作用。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外汇政策的目标，但考虑到资本流动的渠道，近期内也不宜接受太大的汇率波动。
第四，强化市场纪律，建立适度的风险缓释机制。如果风险一直由政府承担，金融效率无法提高，金融风险也会持续积累，一旦因贸易战引发重大经济调整，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就会大幅提高。若一旦因经贸冲突造成产业结构调整，政府也可以考虑建立一些机制帮助工人再就业。
第五，加速宏观、微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构建与落实。自2015年8月起，央行主要是靠调整外汇市场、稳定经济增长和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平息外汇市场震荡。除这些措施外，还需要建立一些长效机制，保障金融稳定。
（黄益平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本文编辑/谢松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