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华金融评论》孙雪强

关于金融监管，我们讨论所有的问题，要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金融的问题，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为主，分业、混业，没有绝对的好，没有绝对的不好，只有适应和不适应的问题。货币政策和监管相互独立的架构是历史上形成的，有它的合理性，而且对于促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把监管职责从人民银行分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民银行的人说，这个分离是好的，比如人民银行开行务会，90%以上讨论的是“救火”的问题，属于监管的问题。如果各种各样的监管放在人民银行的架构内，人民银行没有机会、没有时间，甚至没有能力讨论货币政策，那时候把它拆出来，分成不同的机构进行监管，应当说顺户潮流，而且我们也看到，确实从那之后，中国的无论是货币政策的架构，还是金融监管的架构，都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现在可以说，至少我们的架构是不落后的，相关的一些规定，应当说是全覆盖的。

另外，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跟国外比。而中国金融改革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政府和国外大的国家的进程是一个错位的进程。比如我们从92年开始分业，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80年代开始就在混业，它的分业是格拉斯思迪格尔法的时候开始分业，到了80年代两个银行法，90年代两个银行法，90年代末期，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最终完成了混业的概念。全世界都在进行混业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分业，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步调的差异。不是说我们要逆全球的潮流而动，而是我们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当时的问题是监管不专业，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互相冲突，所以，把它分开。而全球的问题是，从四五十年代开始分业，逐渐显示出问题，市场上开始混业的业务逐渐增多，以至于不混业监管就不能保持兼容稳定，然后向混业走。我的意思是说，在借鉴国际经验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在什么条件下他已经做了什么才今天做这个事情。

类似的事情还有，比如中国的货币政策是1999年，1999年中国才有正规的货币系统的统计，在此之前没有，现金贷款，那是很原始的一种状况。当99年实行货币统计的时候，全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不重视货币统计。典型的是1992年格林斯潘在国会说，我们不用货币供应量，因为货币供应量已经不重要了。像英国，也都是如此，90年代开始，由于金融创新，货币不重要了，因此，货币政策的重心不在上面了。而我们中国那时候还在搞货币统计。我举这两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谈金融监管一定要提到历史的阶段上认识，一定提到国情来认识，一定要提到我们当时所面临的挑战来认识，否则的话，大家会打乱仗。

我们重提综合监管的问题，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已经高度的综合经营了。这个综合经营，可以从两个层面看：一是机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机构，事实上是全能银行，有很多机构是事实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国内也是大量的讨论，当局也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结论，但就这么做下来了。现在放眼望去中国的机构里面，叫银行的什么不干呀，不叫银行的，什么金融拍照没有呀。机构层面的混业在中国已经大规模发生了。机构混业，微观上是混业，宏观上保持分业的格局是不合适的。二是产品。中国的一些混业，最早是从产品层面开始的，比较典型的比如银信合作，通过各种方式在产品层面上实现了混业，特别是信贷类产品和证券类产品的混业，信贷类产品只要交易起来就接近证券了，如果再标准化，那就是标准化的证券了。我们最近这些年来，大量发展的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哪一个不是混业产品。理财产品长期以来没有人监管，或者分给很多部门监管，理财产品由证券部门管的，证券部门管，管的条款不一样，但本质是一样的。对本质是相同的东西，对不同的当局用不同的框架加以监管，肯定会出现过度的监管或者出现监管的真空。影子银行的发展等等，就会进一步使得混业的格局在产品层面上大规模的模糊。再加上互联网金融。可以有个结论，在产品层面上已经混业了，机构混业，产品混业，监管一定要跟上，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认为监管协调的重点有以下三个：一是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即同时会横跨好几个金融业务的机构。二是支付、清算、登记、托管是综合的统计。这种分类的方法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指向出体制的安排，只是这些事情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考虑，统一的制度安排，因此监管的框架还需要讨论。三是看看怎样的架构合适。在做设计的时有以下问题要考虑：货币部门和金融部门要分开。平时大家随便说货币金融、金融货币，真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考究来说，创造货币的部门和运用货币的部门是不一样的。我想这样一个监管是应当有所区别的。所谓金融，在八九十年代经常请一些发达国家的金融、银行的到中国来，大家必问的问题之一，就是你们怎么调控股市？答案常常令我们很诧异，说那是金融问题，货币当局不管。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个界线，货币部门是创造货币的，金融部门是将提供到市场上的货币进行有偿的转移，这种转移可以用债券的方式，用股票的方式。总之，它与货币创造无关。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影子银行，叫银行，其实它是金融部门，它不创造货币。因此，影子银行应该归到这一类。保险，保险是不是金融，理论上也有争论。最近这些年来，保险又上市，推出它的融资功能，做了很多事很令人瞩目，但现在全世界的保险业的发展还是回归保险，保险是个互助，今天为明天，多数人为少数人，健康人为不健康的人，父母为子女，是一种跨期的金融资源的配置，不涉及到货币供应的问题。我初步的想法，我们这样的分业还应当保持，因为它是不一样的。于是，货币部门统一的必要性是比较大的，现在货币当局和金融监管当局，基本上你说对，他说不对，你说东他说西，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已经没有效率了。

要统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因为他们都是关于货币的，区别只是中央银行创造基础货币和调控基础货币，而商业银行是以基础货币为依据，依据一定的乘数关系，把它进一步放大，提供到居民和企业手里形成信用。这就是一个链条的关系，所以不宜割裂，割裂了就不合适。

就这两个部门来说，有关银行的监管的各种各样的规定，其实有很强的货币政策效应，几乎所有的货币政策，也都有监管效应。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点。在我们国家比较明显的例子，多少年前人民银行启动差别准备金率政策，当时我是持保留意见的。因为当时在制定差别准备金率政策的时候，架构模仿的是资本充足率的架构。也就是说，一个货币政策的设定考虑的是监管。反过来，在考虑资本充足率的时候，有非常强的货币政策的效应，政策不充足还能发贷款吗？不能发贷款货币供应还能增加吗？而且它们联系又密切，双方的这种效应很强。所以，这是它们应当统一的客观的经济基础。

再有，我们现在都在说最大的风险是信贷资金入市，而这次危机，所谓杠杆率，杠杆率三条战线，两融，银行信托提供的融资的安排和场外融资，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让信贷资金入市，而阻止信贷入市是金融监管的第一条法则。早在80年前，美国的29、33危机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个经济学家讲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问题不在于过度投资，甚至不在于过度投机，在于过度的负债。”如果用自己的钱做股票，他能怎样，如果用自己的钱获益了还是损失了能怎样？不能怎样。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是收敛的，用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它的影响是发散的，是逐渐加大的，是系统性的。从金融稳定的角度来说，切断信贷资金和股市、保险资金的关系，或者说对它的实施非常精准的监管是要义。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有必要对于银行货币、信用部门的监管统一起来，保持证券和保险监管的相对独立性。当然现在这个架构还在讨论。吴晓灵行长强调的是要用逻辑，我阐述的是金融运行以及金融监管的主要逻辑。

（以上内容来自《财经》2016年预测与战略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