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以来，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水落石出”，宏观政策进入两难境地：如果利用减速换挡的时机优先促改革，经济有可能面临失速风险，改革目标也可能难以真正实现；如果沿用以前的经验，在经济下滑时暂缓改革，动员各种资源优先保增长，那么问题继续积累，甚至可能演化为更严重的矛盾。面对难题，决策机关出手谨慎，学术机构见解不一，各类企业和普通百姓高度关注。本报记者专门就形势判断、政策选项和对策建议走访了几位权威专家，有关报道近期将在“观察”版连续刊出，供读者参考。
中国经济将进入中低速发展，几年以来经济下滑明显。是近来经济学界一直热议的话题，虽然经济下滑中可以调节经济结构，对长期发展有利，但短期还是有较大影响。怎样在经济下滑中稳定中国经济，也是目前争议较大的问题。为此，经济参考报记者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稳定经济仍靠投资
经济参考报：李院长，近一段时间经济下滑成为一个热点议题，有观点认为，出口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刺激的难度较大，投资这条老路出现了很多问题，不能轻易选择，稳定经济只有靠消费。您怎么看？
李扬：最近几个月的一系列数据，显示出我国经济存在下滑的趋势。我认为，稳定经济仍要靠投资。为防止突破底线，我们需要制定若干预案。
分析消费、投资和外需各自对增长的贡献及其发展趋势，有助于我们找准政策的入手处。数据显示，2006年以来，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曾有过稳定增长。但是，在2011年达到55.5%的高峰之后，其贡献率一路下滑，2013年更降至50%。这说明，最终消费作为慢变量，其规模相对稳定，结构亦难有大的调整。再考虑到某些领域的公共消费受到抑制的情形，其拉动作用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无法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同期，外需对增长的贡献率更是急剧下挫。2010年以后，不仅连续三年为负，2013年更落至-4.4%的新低点。考虑到2013年年初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出现较大规模虚假套利贸易导致外贸数据扭曲扩张的因素，外需的贡献作用或将进一步降低。相反，投资的贡献率倒是上升的，2006～2013年的7年里，其贡献率提升了十个百分点以上！这些数据说明：至少在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主要来自投资。
经济参考报：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存在很多的问题。前些年的“4万亿”投资也有许多教训。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选择投资，岂不是让问题更加严重？
李扬：的确。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中国经济史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依靠投资主导经济增长，存在诸多痼疾。助长唯G D P倾向，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自不待言；形成并不断加剧产能过剩，同时恶化国民收入分配，更是其主要弊端。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得不依赖增加投资来稳定经济，那么，高度警惕并认真防范那些已被实践反复证明的投资弊端出现，关乎政策的成败。换言之，沿用传统政策工具来从事宏观经济调控的前提，是首先对这些工具自身进行深度改革。所以，我们首先需要用改革的精神，来认真探讨投什么、谁来投、怎样投的问题。
投什么：三方面应重点关注
经济参考报：据我所知，中国经济这几十年的发展，工业首当其冲，能干的都已经被人发掘，可以说处于饱和状态，再去投资，不知有什么可以投？
李扬：你说得对。经过长达30余年高强度的工业化，在传统商业环境下可创造较大利润的工业投资项目已基本被挖掘殆尽；基础设施中的经济基础类设施，即公用事业、公共工程和其他交通部门等，经过2009年以来刺激计划的横扫，也已没有多少有利可图的空间。因此，启动投资引擎，不仅需要找寻新的投资领域，还须创造条件，让这些投资具有商业可持续性。
经济参考报：李院长，您觉得目前可以投资的新的领域和项目有哪些？美国为走出危机投资了一些新的产业，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这其中是否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李扬：有三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一是为促进消费长期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领域，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等。进一步加大对这些社会性领域的投资力度，对于拉动消费也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一方面，可以降低居民的远期支出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者的“可行能力”和在初次分配中的“议价能力”，改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有效解决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问题，促进农民工进城定居，充分释放城市化对扩大消费需求的促进作用。在所有社会基础设施中，我们应特别关注健康服务业这一新兴产业。该产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在一些发达经济体，该产业已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美国，健康服务业规模占G D P的比例超过17%，成为服务业的主体，其他O E C D国家一般也达到10%左右。可以预期，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老龄人口不断增多，健康服务业蕴含的投资潜力和空间十分巨大。在北京等地，合格的养老机构的床位已排队到10年后，足见其社会需求之旺盛。
二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更新改造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加大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升级的力度。这不仅需要我们一般地增加投入来从外部增加更新改造投资，更需要考虑通过加速折旧这种“税式支出”，内在地调动企业自主投资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特别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改造升级的传统产业，为避免无形损耗可能带来的损失，更应允许其以更大幅度加速折旧。与基于预计可使用年限的平均折旧法相比，加速折旧法能更快地摊销应折旧金额，使固定资产的价值在使用期内尽快得到回收和补偿，加快设备投资的现金回流，更有利于刺激企业从事固定资产更新改造的积极性。从国际经验看，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总是将加速折旧作为走出危机的强力措施来采用，借以提高投资率，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能力。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三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大气和水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等产业，显然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日益重要的任务，而且其投资潜力无穷。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特别是以雾霾为代表的各种环境污染问题频现的形势下，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为切实解决高耗能、高排放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目前，该产业已被国家列入加快培育和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2013年8月，有关部门又发布了加快该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并提出：“十二五”期间，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应增长15%以上，到2015年行业总产值达到4.5万亿元，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这些安排，为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扫除了一些障碍。然而，问题在于，在目前的经济架构下，除了少数节能环保产业，绝大多数环保、治污、生态修复活动都被视为经济运行的“成本”，是增长绩效的“扣除”。正因如此，关乎人民生活质量甚至生存环境的产业，在我国始终得不到发展；耗能、污染的产业仍然被很多地方和企业追捧。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修改统计方法，其基本方向，是将这些产业的投入直接统计为国民产出。在这方面，美国业已提供了先例。2013年4月，为促进企业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正式决定调整其G D P统计方法，将“研究与开发”(R & D )直接计为国民产出。这样，连同电影版税(涉及文化产业)的计入，美国的G D P较过去增大3%。这是自1999年将电脑软件纳入G D P统计以来的最大调整。我们以为，为当前与长远计，我们不仅应考虑将R & D计入G D P，更应全面将节能环保、气水治污、生态修复及资源循环利用等产业计入G D P统计范围。考虑到生态环保等业已被计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中，进一步将之计为国民产出，当属顺理成章，且并非难事。
经济参考报：这些投资领域，感觉都并不赚钱，怎么能持续下去？
李扬：以上所列投资领域，确实大都存在不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问题。为了从根本上冲破这些瓶颈，我们需要坚决、迅速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的战略部署，全面审视并改造上述诸领域的计价、收费、课税体系，使上述领域的投资获得足够、稳定的收入以弥补成本并得到合理的回报，从而助力形成稳定的投资行为。
谁来投：让民间资本参与其中
经济参考报“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这里面的意思是说，在一些过去由政府投资的领域，要开放给私人吗？
李扬：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内的主要投资项目集中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在传统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突出地存在着自然垄断性、公共性和外部性，从而成为政府投资的天然领域，私人资本基本无法置身其间。为未来发展计，应尽快改变政府主导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资的局面，更多采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投融资模式，加强政府公共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合作。
大规模引入私人资本不仅有强烈的必要性，也有可能性。近几十年来，随着管理能力的提高和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那些影响社会资本进入的“技术性”障碍，或者渐次消失，或者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予以克服。这就从技术上为在这些领域中引入私人资本开辟了可行空间。
经济参考报：您也说了，这些领域存在着自然垄断型及公共性和外部性，社会资本如何能够进入这些领域？又如何让社会资本愿意进入？
李扬：首先看自然垄断性。社会资本的进入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实现。首先可采取资本形式进入。自然垄断性不应成为产权独占的依据。即使是具有整合效应的网络基础设施，也可将投资环节与运营环节分开，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和经营主体一元化并存的格局。其次也可采取经营权形式的进入。在某些具有网络特征和自然垄断特性的领域和环节，尽管通过“市场内的竞争”方式实现进入难度较大，但通过政府特许经营、委托经营或承包经营等制度安排，仍可确保社会资本通过“争夺市场的竞争”方式实现有效进入。此外，随着技术创新、市场容量扩大和金融创新，基础设施中某些原来被认为具有自然垄断性的业务或环节，其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被逐渐克服，成为能够引入社会资本的非自然垄断性业务或环节。
在所谓的公共性领域中，由于两类因素的变化，使得社会资本进入不仅具有可能而且具有合理性。一是公共产品属性的变异。随着需求水平的提升和需求弹性的增大，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排除性量化”技术的出现，纯粹公共性产品一直在经历着向非纯粹性或准公共性产品的转变。这为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提供该类产品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二是灵活的制度安排。对于某些商业性不足的准公益性项目，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如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公益性环节财政补贴等)改善投资的预期收益，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即使是某些纯粹公共产品以及外部性相当显著的纯公益性项目，也可通过政府采购制度、经营权拍卖、招投标制度以及承包和委托经营等形式，实现(纯粹)经营权方式的社会资本参与。
在理论上，以外部性来排除社会资本进入，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管理技术和水平不断提高，外部性更难成为拒绝某些类型资本进入的条件。人们认识到，对于某些存在着“消费正外部性”的领域，政府事实上承担的主要是在消费环节上的支付责任，而不是其在生产环节上的供给责任。特别是对于教育、健康服务这类准公共产品而言，完全可以不要求由政府直接生产经营，甚至可以不要求由政府直接投资。相反，在一定意义上，政府在这些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和直接“经营”，正是这些领域长期不得发展乃至畸形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这些领域中，政府宜采取服务合同外包或政府采购合同、服务管理合同、特许经营合同等契约型工具，大规模引入社会资本，同时，通过加强监管来保证正外部性发挥。
为了让社会资本发挥更大作用，降低行业进入门槛，逐步实现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竞争主体多元化和股权结构多元化，亦属题中应有之义。另外，由于基础设施的资本密集度高，资产专用性和资本沉淀性强，加上合同的不完备，潜在的投资者往往担心利益被侵占。为有效动员、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确保新进入企业和原有垄断企业(在位企业)之间实现公平竞争，确保政府承诺的可信性以及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如何投：消除资金成本及债务依存度过高的体制基础
经济参考报：目前，资金成本高企不下，而据我所知，资金并不短缺，问题究竟在哪里？
李扬：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高储蓄国家。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内部门总储蓄率(政府、企业和居民户的总和储蓄率)一直攀升，2013年底，甚至超过50%。基于这一事实，中国国内投资的资金约束，并不体现为资金的短缺，而是体现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并因此人为造成资金成本上升和债务依存度过高。因此，所谓解决好“如何投”的问题，主要是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快调整金融结构，以期在总量上切实抑制资金成本上升的趋势，在结构上有效解决债务依存度过高问题。
经济参考报：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金融领域堪称乱象丛生。流动性过剩的同时利率高企，金融系统自我服务倾向愈演愈烈等，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伤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扬：这主要归因于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严重扭曲。
其一，流动性过剩与高利率的怪异组合，与我国外汇储备管理制度密切相关。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外汇储备及其变化与货币供给机制关系过于僵硬和直接：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直接导致我国货币供给总量不断扩张；为杜绝“输入型”通胀，央行不得不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对冲”操作———这固然“冻结”了高达20万亿的基础货币，但也致使市场上可贷资金短缺，导致利率水平攀升。应对这一问题，我们显然需要改变外汇储备由货币当局直接管理并成为我国货币供给变化主导因素的格局。惟其如此，我国的利率方能恢复到与流动性过剩相适应的低水平；货币当局在摆脱了被外汇储备绑架的局面之后，方才有可能自由、独立地制定并实施货币政策。这是一个议之甚久，在2006年曾有所启动，但因种种原因而浅尝辄止的一项重大改革议题，如今，我们必须下决心彻底解决它了。
其二，在多重管制体系下，我国的金融抑制呈不断恶化之势，并进一步导致“创新异化”。金融机构力图避开行政色彩极强且部门间严重分割的金融监管，包括规避信贷额度配给制和限制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提供贷款的政策，大规模从事监管套利，便是其主要表现。加之资本金约束、贷存比的流动性约束，使得银行追逐由存贷款利率分割、不同市场监管规则差异所造成的“息差交易”机会大大增加。在货币信贷存量较高且增长迅速的情况下，资金成本的上升，反映了大量资金在金融部门内部自我服务和自我循环。商业银行近两年同业业务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由2010年的8%飙升至2012年的12%，有些股份制银行已超过25%，便是明证。解决此类问题，显然需要我们按照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彻底摒弃那些非市场化的信贷配给制度、信贷额度控制和贷款投向管制，摒弃早已脱离实际的存贷比管制制度，改用各种监管指标，实行间接管理，进一步深化我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
其三，多部门分业监管模式，人为造成大量套利机会，而且，在混业已经在金融产品层面大规模展开的情势下，坚持分业监管将使得我们无法把握信用总量的规模、结构和动态变化，弱化了监管效率。就此而论，尽快改革早已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分业监管格局，显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其四，从资金需求侧看，资金成本的上升反映了广泛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一方面，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作为重要的融资主体，其软预算约束问题严重存在，这是产生道德风险的最大温床。由于这些融资主体对资金价格的敏感性相对较低，对资金需求始终处于饥渴状态，其融资规模的扩大，便会推高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对此，应深入推动地方政府和国企改革，硬化它们的预算约束，减少它们对资金的无效占用。另一方面，政府长期实行的“父爱主义”，使得市场缺乏风险意识，一些金融产品的投资者甚至认为我国不会出现违约风险，或者，即使存在违约风险，也会有银行或政府的隐性担保作为安全保障。广泛存在的“刚性兑付”问题，进一步助长了无风险意识的市场套利行为，加剧了投资者的道德风险。解决这些问题，显然需要我们迅速建立包括存款保险在内的市场化风险处置机制。
经济参考报：我国债务依存度过高，累积了大量风险，长此下去必将极大地危害我国经济，您认为应从哪些方面下手解决这一问题？
李扬：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本质上就有提高债务依存度的倾向。在我国目前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债务性融资占据90%以上的比例。作为一般规律，随着传统银行系统以外的金融中介活动快速发展和金融脱媒趋势加速，债务性融资比重将逐步下降，股权性融资比重会相应上升。中国的情况则不然。金融的脱媒并没有如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那样，通过资金“从银行中来，到市场上去”，导致直接融资迅速发展，反而，由于其基本路径是“从银行中来，回银行中去”，事实上只是改变了间接融资的路径。通过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金融机构表外融资，中国的间接融资依然保持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加之公司信用类债券(包括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公司债券等)发行规模不断上升，中国经济过分依赖负债融资的格局近年来甚至有恶化之势。资本金或所有者权益在融资结构中的比例过低，加重了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资本结构错配风险，也提高了全社会的债务水平和杠杆率，加剧了风险的积累。我们的测算表明，金融危机以来，全社会杠杆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各部门(居民、非金融企业、政府与金融机构等四大部门)加总的债务总额占G D P的比重，从2008年的170%上升到2012年的215%。其中，企业部门债务总额占比高达113%，远远超过O ECD国家90%的风险阈值。
我们必须下决心改变中国金融结构的高杠杆率倾向。改革的方向有四：其一，采取切实措施，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目标真正落在实处；其二，放开国家对信用的统治，创造有利于资本形成的机制；其三，鼓励各种将债务性资金转变为股权性资金的金融创新；其四，充分发挥类如国家开发银行那样的投资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同时，下决心尝试逐步让商业银行拥有投资权利，从根本上消除债务融资比重过高的体制基础。
（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