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菁英祥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杨新英

新制度经济学泰斗科斯仙逝，全球哀思一片， 中国经济学界尤其敬重这位百岁寿星，周其仁教授认 为科斯交易费用的提出对经济学的贡献，犹如在越来 越窄的斯密古典经济学胡同尽头推开一扇大门，使得 经济学豁然开朗面对更广阔无垠的拓展原野。的确不 假，科斯把人的自由权利通过市场博弈和产权界定引 入经济学分析，不仅使得价值论基础上的规范经济学 有了新的立足点，也使凡伯伦、康芒斯以来的制度经 济学走出单纯的伦理视界而有了新的度量衡，故被称 为新制度经济学；同时也使得效用论基础上的实证经 济学有了更宽广的视野，使基于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市 场博弈通过交易费用计量获得新的均衡分析路径。在 方法论上，这也许相当于笛卡儿引入坐标系使得传统 几何学与代数学联通起来，使原本只能议论的经济现 象，成为可以分析与论证的事情，这显然是自苏格拉 底以来哲学艺术的西方传统。科斯对经济学的历史性 贡献，堪比提出创新理论的熊彼特、开创宏观经济学 的凯恩斯以及把定量分析引入宏观经济学并创立了新 古典综合学派的萨缪尔森。

对于开启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实践的中国内地， 周其仁教授认为“科斯的中国影响力比他在欧美还要 广泛、深刻和持久”，他指出科斯清晰明确地厘清了 “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的界限，不仅为市场经 济与计划经济设定了简洁明晰的成本分析框架，也为 此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具有巨大扩 展性解释能力的分析路径。还有人用科斯理论论证了 法治和德治的优劣。

众所周知，西方科学有两个来源：一是由工匠经 验传统演变而来的实验科学，二是由教士逻辑传统演 化而来的理论科学。科斯所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不 仅强调来自经济实践的一线经验和直感，更体现出强 大的逻辑解释力与广泛扩展性。这就使它的理论不仅 具备了实验科学的实证性鲜活个性，也同时具备了理 论科学的逻辑性简练之美，它使经济学这门被琼•罗 宾逊夫人认为还不能称之为“科学”的学问，也带上 了令人敬仰的科学色彩，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大师萨 缪尔森、纳什、斯科尔斯、阿罗等也同样享有这样的 殊荣，20世纪的经济学因为这样一批灿若群星的天才 而越来越具备科学的光辉。香港大学许成钢教授的祝 寿文章即包含了这样的溢美之词。

不过，陈平教授对科斯的经济学贡献显然有他不 同寻常的评价，他认为有以下几点：1.科斯对经济学 的巨大贡献是提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为什么会 有企业？他的猜测是节约交易成本;2. 认为社会经济 冲突可以用双方自愿交易来化解，前提是产权可以界 定和交易;3.另外两个贡献，一是突破边际成本定价， 1946年提出的多阶段定价不但可以在实践应用，而且 可以更新价格理论；二是突破垄断概念，认为耐用消 费品的垄断也有竞争。

张五常先生的悼念文章，主要追述了科斯思想对 中国改革开放的可能影响，并指出科斯思想对中国的 影响在于它的略带机会主义的讨巧与某种政治概念上 的不敏感。在学术方面，张五常认为科斯的《社会成 本》彻底排除了经济学关于外部性的所有论争，因为 在科斯那里，外部性根本就不存在。仿佛布莱希特和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争执不下的“第四堵墙”，在梅兰 芳和中国艺术家那里根本就不存在。

虽然从未到过中国，但科斯对中国始终抱持着一 种神秘善意乃至理想主义的希望寄托。科斯希望有产 权制度，但不喜欢战争。因而我们隐隐可以看出他对 西方世界的某种失望，转而将希望寄托在有不同文化 特质的中国身上。当他说“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 奋斗”时，我的心颤抖了。

毫无疑问，科斯理论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它平凡 简洁的理论表述，更在于它所具备的深刻广阔的历史 扩展性与逻辑解释力,他赋予基本常识以简练的真理 光辉，同时又让真理像他的人品一样如此平易近人。 诸多科斯理论的信奉者都在相同或不同的侧面与角度 验证诠释着这一点，而科斯本人浓厚的“中国情结” 更为他备受中国人尊敬与爱戴锦上添花。然而，迄今 为止，似乎尚无人从科斯定理在中国的制度前提和适 用条件方面做过考察，从此处入手来理解科斯理论， 也算是对这位思想大师的另一种致敬与纪念。

一是科斯思想和理论所隐含的基本制度前提是什 么？从科斯为数不多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交 易成本”还是“社会成本”以及科斯的其他思想与理 论，都建立在人类自有文明史以来一直遵守的私有制 基础之上。虽然早在他发表《企业的性质》的时候， 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影响巨大，世界上也出现 了人类有记载的文明史以来第一个公有制国家——苏 联，但科斯的治学与生活经历显示，他跟这二者毫无 关系。这似乎表明，私有制不仅是科斯理论的当然前 提，也是整个西方经济学不言而喻的社会前提。因为 离开了私有制，不仅基于成本与效用计量的交易行为 不可能发生，连产权与市场等基本概念都无从谈起， 亲身经历了中国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周其仁、盛洪、陈 平诸先生乃至张五常、许成钢教授等对此应该并不陌生。张五常更在他悼念科斯的文章中坦率承认：“弗 里德曼是自由经济的顶级大师，但提到‘自由’北京 会说‘我们也有’，何况该词要从局限约束的角度 看，解释很麻烦。‘私产’一词当然不能用，就是 ‘资本主义’也是北京朋友的大忌。科斯呢？他提出 的观点与角度够新奇，有深度，也可以完全避开了当 时在中国存在的意识形态之争。我于是集中于交易费 用与权利界定这两项科斯的看家本领入手。”这表 明，张五常在向中国决策者推销科斯思想和理论时， 掐头去尾中刻意隐去了这个极其重要的隐含前提，使 它变成一种侧重从中国实用政治权谋出发的策略性理 论营销，陈平教授显然明确意识到了科斯理论在中国 的思想营销学意义。更严重的是，西方的基本制度是 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其产权纠纷及其边界界定显 然是新生的个别概率事件，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却恰 恰相反，在大规模公有制计划经济转向市场化方向的 改革中，产权分配及其边界确定就注定是制度性的大 规模经常性事件。

二是科斯理论和思想的人格权利与认识论前提 或假设是什么？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的人格权利前 提即是普遍平等的自由人权，其基本假设则是“理性 人”。没有普遍平等的人权基础，则不仅微观的市 场博弈难以产生和延续，更无法达成宏观的资源有效 配置。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茅于轼教授才一 再强调市场经济首先是人权经济。而没有同质平均的 “理性人”假设支撑，则基本经济学分析就不能成 立，因为既然真实的人群智力呈现正态分布，那其实 就并不存在同质平均的“理性人”，但这个抽象的假 设却恰恰更符合人类市场竞争博弈的基本逻辑，就像 真实世界并不存在完全抽象的标准三角形，但三角定 理却完全符合逻辑和经验一样。人权平等基础上的对 等博弈理论，如何能指导特权泛滥的不对称博弈呢？ 南橘北枳的隐喻在此昭然若揭。

三是科斯理论和思想真实的中国意义究竟是什 么？如果科斯思想对中国创造经济奇迹影响巨大，那 么，它对如今伴随经济奇迹同时出现的贫富分化、权 钱交易、贪腐盛行是否同样影响巨大？这一点几乎不 用解释，如今普遍存在的负面现象，正是中国奇迹的 一体两面。连盛洪教授的悼念文章也在寄托哀思和遗 憾后笔锋一转：“如果科斯教授永远没有来到中国， 他就不会亲眼看到中国的负面形象，就会与中国永远 保持‘距离之美’，就会把有关中国的完美印象带到 天堂，进入一个美好的长眠。”他是否也担心科斯见 识了真实的中国奇迹，再看到掐头去尾中段的“科斯 定理”并非全须全尾鲜活生动的水中游鱼而大失所望 呢？

四是被冠以“科斯定理”的论断，是否得到了科 斯本人明确的认可？它是中国经济学人一厢情愿的再创 作，还是科斯思想的应有之义？网上搜索的科斯定理 是“只要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那 么，无论在开始时将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 都是有效率并能满足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

五是如果“科斯定理”成立，它如何从交易成本 的微观性个体收益计量分析，得出宏观资源有效配置 的结论？而按照科斯定理的逻辑推导出的“非连续性 悖论”又该如何解释？众所周知，建立在个体需求和 供给分析基础上的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均衡价格的 形成与个体行为的互动关系，从而达到寻求个体效用 最大化路径的目的。而宏观经济学的目的，才是探究 总体资源的有效配置。如果不能证明总体资源有效配 置的结果正是个体效用最大化的同质累加，则这两个 目标之间就不能贸然建立直接的线性联系。科斯似乎 正是在这个方向上，努力为宏观经济学寻求更加稳固 的微观基础，但中国学者好像并未在这个方向上做出 有创见的学术延伸(也许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超然独出 不在此列)。“科斯定理”的“非连续性悖论”是这样 的：如果用微分方式，把每次产权界定都当成初始产 权赋予，则不仅从逻辑上与“只要产权明确”的前提 矛盾，并直接导致市场交易的理性不可预期。如果能 随时变换产权主体并重新赋予产权，怎么可能产权明 确呢？但中国这样的现实，也早就超出科斯教授基于 连续私有制基础的产权分析。

显然，把基于私有制、平等人权、法治传统和逻 辑思维习惯的科斯思想和理论，与缺乏相应基础的中 国经济实践远缘结合的时候，南橘北枳现象的确无法 避免，但一种思想和理论，除了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之 外，并不应该为具体实践的恶果承担任何责任。

谨以此向已经远去的科斯大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