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银行中小企业部分析师 薛洪言
本文编辑/张英凯
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推进过程中，不断提高直接融资尤其是风险资本投资占比是大趋势，从这个角度看，银行的传统授信业务是受到挤压的。笔者认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银行业必须做出一系列的改变。
近日，国务院在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在风险可控和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通过内保外贷、外汇及人民币贷款、债权融资、股权融资等方式，加大对制造业企业在境外开展资源勘探开发、设立研发中心和高技术企业以及收购兼并等的支持力度”。可见，“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对我国金融市场深化改革和繁荣发展而言是重大机遇。
利好与挑战俱在
制造业升级虽利好金融业，但也使银行业面临挑战。当前我国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整体上是风险厌恶型的，而制造业升级所需的技术革新属于高风险行为。激发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力必然要求不断提高风险承受型的股权融资占比，逐步降低制造业对风险厌恶型信贷资金的依赖度。
一直以来，我国都处于间接融资主导的融资体系内，信贷资金是产业发展转型所能寻求的主要资金来源，能否获得银行信贷资金支持是新兴产业能否发展壮大的关键性因素。银行信贷是一种低风险偏好的资金，青睐于有稳定销售额且盈利水平较好的企业。就处于成长期的新兴产业企业而言，为获得银行资金支持，首要目标就是不断扩大销售规模并迅速实现盈利。为此，企业往往倾向于选择新兴产业中门槛相对较低的低端环节切入，借助中国制造低成本和高效率优势迅速占领市场。新兴产业的光环加上低端环节的低门槛，导致涌入者众，产能过剩成为常态。为维持微薄的盈利状态，企业不会轻易介入消耗资金且不确定性大的技术密集环节，为整个产业的发展带来隐忧。现实情况往往是，所谓的新兴产业其实长期处于“高端产业、低端制造”的状态，产业转型和升级并不成功。
就当前我国新兴产业发展情况而言，公认取得显著成就的主要集中于两类产业，一类是高铁、航空航天、军工等国家战略性投资产业，另一类则主要分布在互联网产业中。前者属于国家战略性产业，在政策、资金、技术等各方面资源获取上非一般产业可比，其成功之路对一般市场性产业不具有可借鉴性；后者是完全的市场化竞争产业，市场开拓阶段基本以亏损为主，未得到国内资金认可，多依赖于国外风险投资资本发展起来，并取得巨大成功。而地方政府和银行认可的新能源（光伏、水电、风电等）、电动汽车等新兴产业，发展并不成功，其中光伏、风电设备等甚至一度陷入产能严重过程的泥潭。笔者认为，国内新兴产业发展的状况，与我国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是密不可分的。
经典案例：光伏产业起伏
光伏产业的起伏就是很好的案例。2004年德国出台《可再生能源法》，欧美各国纷纷跟进制定相关法律，世界光伏产业迎来春天。顶着高科技优势产业的光环，在地方政府优惠土地及信贷政策支持下，国内光伏产业迎来快速发展期，2007年光伏电池产量跃居世界第一，2010年全球市场占有率即超过50%。这一时期，大批光伏类明星企业涌现出来，进一步刺激国内光伏投资潮。截止2012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几乎都把光伏产业列为优先扶持发展的新兴产业，600个城市中，有300个发展光伏产业，100多个建立了光伏产业基地。中国庞大的国内产能极大地压降了产品价格，导致欧美对中国光伏产业频繁展开双反，国内产能过度扩张的影响也开始显现，国内光伏产业由盛转衰。
中国光伏产业的起伏是间接融资体系背景和地方政府主导地方产业发展双重作用下的客观结果。发展之初，国内光伏产业从光伏电池及组件等低技术门槛的环节介入，竞争力来自于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顶着高科技新兴产业的光环，光伏企业受到地方政府的欢迎，为帮助落户本地的光伏企业提升产能以取得竞争优势，地方政府往往低低价甚至零地价帮助企业扩张拿地，并以政府信用背书帮助企业获取低息银行贷款。得到政府和银行支持的企业迅速实现规模扩张，也愈发成为政府和银行眼中的优质企业。正常情况下，初步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应当加大技术投入向产业链中高端环节迈进，但技术研发支出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短期内亦无助于地方GDP和税收的提升，若技术研发失败导致盈利水平下滑甚至会影响与银行和地方政府关系，企业的最优选择是继续扩大产能，增强对地方GDP和税收贡献，并不断深入与银行合作关系。在这一策略路径下，2005-2010年间，国内出现了多家在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的明星光伏企业，光伏产业产能屡创新高。但光伏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低端的现状并未改变，产业链上游晶体硅原料和下游光伏应用系统依赖进口，产品销售更是严重依赖境外市场，国内光伏产业表面繁荣的同时根基却相当脆弱。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需求下降和欧美国家陆续采取双反措施保护本国光伏生产企业，国内光伏产业出口额大降，遂陷入“产能过剩”的困境，全行业陷入亏损。
从光伏产业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和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对产业发展及转型的影响。总体上看，银行信贷资金和地方政府均是风险厌恶型的，导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重规模、重盈利而轻研发，产业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环节，利润微薄，抗风险能力差。不止是光伏产业，在政府力推的汽车产业发展历程中，也不难得出类似的结论。
当前，国家提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并结合简政放权、鼓励市场化竞争等对地方政府有形的手进行必要限制。笔者认为，除了改变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外，提高直接融资尤其是风险投资占比势在必行。在直接融资占比提升的大环境下，商业银行要积极转变观念，针对不同类型制造业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制定差异化金融服务策略。
突破之路
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推进过程中，不断提高直接融资尤其是风险资本投资占比是大趋势，从这个角度看，银行的传统授信业务是受到挤压的。笔者认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银行业必须做出一系列的改变。
首先是风险观念的转型。制造业是银行信贷资金第一集中行业，也是近年来银行不良率高发的重点行业，因此，制造业一直被商业银行视作结构调整和资产组合管理的重点对象，在客户准入、授信审批、风险拨备提取等方面制定了较为严苛的条件，如，对于重工业非不良授信，商业银行往往计提较高的风险拨备率，作为信贷结构调整的手段，降低了分支机构叙作重工业授信的积极性。随着“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制造业被视为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和强国之基，商业银行传统的对制造业一刀切的做法需要改变，对于国家重点发展的高端制造业，如轨道交通、船舶制造、电力装备等行业，应转变风险观念，制定差异化细分政策，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于一般制造业行业，也不宜简单地压退。
其次，面对制造业升级带来的挑战，银行业还要执行正确的客户战略。即，紧跟龙头企业和成熟产业，综合利用多元化金融资源，为客户提供全面金融服务，逐步提高这些客户的中间收入贡献占比；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兴产业和企业，则要创新业务模式，通过与股权投资资金的合作提高资金风险偏好，加大对这些企业的支持力度。
一方面，对于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以及电力装备等国企和超大型民营企业集中的高端制造行业，商业银行要持续加大支持力度。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这些大型客户在传统存贷业务上对银行业的贡献下降，个别情况下甚至贡献为负，如存款理财化、贷款要求基准或下浮等。针对此类客户群，银行应转变观念，真正推动轻资本经营，推动收入结构从利差收入向中间业务收入转变。如在融资服务上，积极推荐或跟随客户进行以债券融资为主的直接融资；发挥金融集团优势和国际化网络优势，在企业跨境投融资、跨境并购、跨境市场开拓等“走出去”活动中提供金融支持。
另一方面，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兴制造产业，商业银行宜改变策略，不断提高资金的风险偏好来适应企业技术创新带来的不确定性。当前，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商业银行陆续推出了一些明星产品，如中小企业科技贷等，不过授信准入条件仍相当苛刻。在客户准入上，一般只接受国家级园区内的重点企业，且要求企业有盈利能力；在风险缓释上，普遍采用与地方政府、园区、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等多方合作的形式，综合采用风险补偿基金、引入保险与担保等进行风险缓释，未有根本性创新。这种层层叠加的风险缓释手段，变相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且资金的风险偏好未有改变，鼓励企业追求规模和盈利，降低企业在技术开发和创新上的积极性。破局之道，是降低信贷资金的风险偏好，如通过与股权投资资金结合，信贷资金有优先权，谋求获取固定收益；股权类资金为次级权益，谋求获取动态收益。用股权类资金的高风险偏好来提高企业融入资金的风险偏好，对中小科技型企业的研发支出和技术创新具有更高的容忍度，助力中小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