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未来数日或数周的价格走向不可能预测，那么未来数年的走势不是更难以预测吗？回答是否定的，罗伯特·席勒就预测到了走势，他也因此获得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席勒出生于美国底特律，身材高硕，年近70岁依旧精神矍铄。他于2000年出版的《非理性繁荣》，分析了全美民众对股票投资过度着迷这一众人皆知但无人承认的社会现实，并预测了互联网泡沫的破裂。

席勒更广为人知的是，在2005年、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最疯狂的时期，成功地用模型预测到房地产市场过热可能出现硬着陆。由他创立的“凯斯-席勒房价指数”成为美国楼市的风向标。

2010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将席勒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思想者之一–因为他将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拉回现实。这正如外界对他的评论：“是很多非主流观点的坚定维护者，而且时间证明他往往都是正确的。”

眼下，中国互联网与楼市热度不减。在获得诺奖后首次到访北京的席勒，会对此带来哪些新的预测呢？

“我难以直接回答。”席勒称不会冒风险来预测中国房价，但他直言北京房价已接近于伦敦、纽约，其下跌的风险巨大。他同时说“或许来一次危机，让新兴经济体学会更理性地繁荣是件好事。”

金融监管是把双刃剑

3月中旬来到北京，席勒受邀去了一趟腾讯北京总部。当时，腾讯的虚拟信用卡产品、阿里的支付宝等互联网金融领域出现的一系列创新产品被央行紧急叫停。

但席勒不是来会诊的。他在当天表示，互联网金融必须要监管，而监管的代价也很大，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预计。

席勒进一步解释，金融创新将推动经济发展，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不需要监管和到处都需要监管这两种极端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监管是必须的，但过度监管也会影响行业的发展。“如果说没有美国现在的金融，实际上很多企业不可能做到今天，成为世界级公司。”

席勒认为金融需要大众化，华尔街客户享有的特权也可以让沃尔玛的客户享有，集中在金融中心的各类业务可以扩展到全球的每个角落。这一过程的重点是让金融体制得到好的设计，并确保恰当的行为得到激励。

“一个运作良好的社会，必须确保金融的大众化和包容性，确保金融服务涵盖整个社会群体。不能将金融创新中出现的问题简单归结于技术进步，并依此加以阻碍。”席勒如是称。

这正好回应了当前互联网金融一大热点问题：为何互联网金融出现在美国，却在中国兴起？席勒说，因为美国金融大众化的服务已经非常发达了，所以互联网金融没有太大发展空间。但在中国，因为金融业的大众化服务尚不够发达，所以互联网金融发展得非常快。

席勒介绍，中美两国法律构架非常不同。在美国通过互联网金融带来的集体融资是违法的，美国的证券法十分完善，民众对于证券的认同度更高。他透露，目前美国也正在给集体融资松绑，已开始启动立法程序。

看清“动物精神”本质

席勒还有一双能用行为金融学来透析金融现象的“法眼”。

针对当前中国国内作为一个货币基金产品的余额宝几乎不存在风险的观点，席勒进行了反驳。

席勒回忆，2008年危机期间，美国货币基金市场的大规模赎回制造了恐慌。人们对于货币基金市场的反应，与银行挤兑没有多大区别,当时政府出面担保才稳定了市场。政府确实需要扮演最终的风险管理者，不过，不少美国人因此建议货币基金应该交纳相应的准备金。

“互联网时代，事态的发展往往很快，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此监管机构需要时刻为危机做好准备，绝不能假定某个市场不存在风险。”席勒说。

在席勒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支持了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但人是自私的，要看清“动物精神”的本质。只要我们有监管，不管是政府的监管，还是金融行业自身内部的监管，就应该使大家都能得益。

但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席勒证明市场往往是不理性的。希勒认为，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恰恰可以用“动物精神”进行解释。“当前的危机证明了心理的作用。事实上，危机正是由我们不断变化的信心、诱惑、嫉妒、怨恨、幻觉，特别是不断变化的关于经济本质的报道所引起的。这些难以理解的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不会花钱买庄稼地里的房子，而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房子。”

“我们的理财建议可能是来自互联网，很多中国人都已经这么做了。但是当你生病的时候，并不是在互联网上看病而是去看医生。”席勒称要看清互联网的本质，认为中国人更需要理财顾问或者法律顾问，在风险投资方面需要再教育。

此行，席勒还见到了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两人相谈间，席勒指出，金融监管是一个很复杂的领域，中国缺乏理解金融数学的人力以及专业知识。尚福林亦坦言这是中国的短板。

在席勒看来，由于在懂得金融数学的人才中，不少缺乏法律或行为金融学方面的知识，其发挥领导力或决断力的作用有限，因此需要兼具这些方面知识的人才，才能构建一个好的监管体系。另一方面，席勒指出，不仅是雇佣更多的人，还应该给他们更高、更合理的薪酬。或许有人因为爱国或出于个人使命感而选择监管工作，但他们还是要养家糊口的。

社会需要金融新秩序

尽管互联网金融已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但席勒仍然坚信，金融业对经济体的创造力具有异常核心的作用。在互联网金融新的时代到来之前，他认为社会需要新的金融秩序。

席勒在他撰写出版的《新金融秩序》一书中指出，未来社会是一个发展导向型的信息社会，年轻人的理念和才能正是这个社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为他们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就无法将自己的智力财富转化成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这需要社会建立起新的金融秩序。

席勒认为目前的金融秩序使得富人愈富、穷人愈穷。在他看来，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民主的金融秩序。也就是说，金融机构应该创设更多、更便于利用的金融工具，比如收入挂钩型贷款、不平等保险。同时，非金融从业者应该学会充分地利用这些工具去维护自己利益，比如对冲自己的收入下降风险、资产贬值风险和养老风险。

那么，新兴的互联网金融是否为新金融秩序的前奏呢？席勒未敢预言，但他认为互联网带来的大数据库时代是金融秩序的根基，互联网金融应朝着新金融秩序的方向发展。

在金融进步的历史进程中，还有多个重要的问题一直反复浮现在席勒的脑海，这使得金融领域的人员在失去创新的同时备受挫折。首要问题就是，过度投机行为造成金融市场过度波动。此外，金融创新有时会刺激不道德的从业者采取暗箱交易、欺瞒客户甚至诈骗等行为。

“当网商通过数据分析了解用户喜好时，或许他们会加价出售某顾客特别想要的某件商品，这些都是不合理的。我们要采取措施，对网商加大监管力度。”

席勒对技术不断扩张的未来有些害怕，“因为我怕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同时新技术也会导致工人工资的降低。或许未来人到30岁时，其工作就已被互联网创新技术所取代了。”

互联网是推动世界经济的巨大力量，特别是搜索引擎能找到人们想要了解的东西，这大大提升了服务的专业化水平。随着互联网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社会生产率将得到快步提升，席勒觉得未来十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仍然有巨大空间。

经济运转的最终目的是改善社会运行的效率。席勒提出的新金融秩序可以通过创新型风险管理工具，在提高富人生活质量的同时，改善穷人和中产阶层的生活状况。

危机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眼下，中国正在加速金融改革步伐。席勒指出，强化监管体制，增强危机与风险处置能力是中国未来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看好好友席勒，他说席勒预示了未来这个世纪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

在席勒看来，中国已经不是早期的新兴国家，正在步入新兴国家发展的中后期且成就显著。

面对中国经济当前存在下滑的迹象，席勒表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是令人非常震惊的奇迹，经济增长依然存在较大潜力。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国要发展自由市场，突然出现一些经济下滑也是正常的，因为这是市场本身所特有的现象。

“经济增长就像过山车一样，有高有低，或快或慢。”席勒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错误可能会堆积起来，不会有任何事情会一直持续增长。“我当然不希望中国发生危机，但如果发生危机的话，也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因为很多人都说过，在危机中千万不要错过机会，我觉得在危机中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席勒认为，人们之所以无法真正认识经济萧条，原因在于“有太多的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专业人士在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以致根本未能考虑经济危机最重要的动力机制。不把’动物精神’添加到模型中去，会使我们失去判断力，无法认清危机的真正根源。”

针对中国金融市场，席勒觉得中国应该更多关注资金的需求，并且放松对资本的管制，使得中国更好地融入到全球金融市场中，因为现阶段中国投资全球仍然存在诸多障碍。

此外，中国去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下滑至7.7%，政府对今年的经济增速也调整到了7.5%，他对此下行趋势感到震惊。

但席勒依旧表示乐观，“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的宏观形势不可能出现衰退。”

（支点杂志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