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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陷入通缩是否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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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中国银行中小企业部 薛洪言

本文编辑 张英凯
从国内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看,控通胀一直是宏观调控的主线,防通缩的情形并不多见。就中国而言,一方面货币政策还有很大回旋余地,更重要的是国内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政府和民众也容忍不了社会发展建设停滞的情况出现。通缩可能会出现,但基本不会持续,并不可怕。


近日,美银美林警告称,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及通缩压力有可能引发新一波债务违约潮,中国今年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正不断增高。笔者看来,这种说法更多地是危言耸听,或者说成是国外相关利益方再次唱空中国的故弄玄虚之词也不为过。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通缩的风险是存在的
2014年12月,CPI同比增长1.5%,相比11月略有回升,为近60个月来的次低值;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增长1.3%,与11月持平,处于2013年以来的最低点。PPI数据则更悲观一些,12月PPI同比下降3.3%,降幅较11月份有所扩大,已连续34个月下降。
从最宽松的定义看,价格指数连续3个月下降即可视为发生了通货紧缩。从工业出厂品价格看,通缩早已存在;从消费品价格看,当前并无通缩,但风险仍是存在的。

通缩的可怕之处
从国内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看,控通胀一直是宏观调控的主线,防通缩的情形并不多见。梳理历次大的宏观调控,1984-1988为控通胀调控、1993-1994年控通胀调控、1998年防通缩调控(亚洲金融危机)、2003-2008年上半年控通胀调控、2008年下半年-2009年防通缩调控(全球金融危机)、2010-2011年控通胀,2012年以来稳健货币政策。可见,除外围金融危机引发的两次通缩压力外,中国经济历史上是以控通胀为主的。

中国民众对于通胀是熟悉的,对于通缩,则并无太多切身体会,不过由于日本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后“失去的二十年”前车之鉴,公众对于通缩的恐慌是甚于通胀的。正如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只要能严控货币新增,通胀总是可以治理的,只是成本的高低问题;而名言的另一面“通货紧缩也是一种货币现象”并不成立,原因就是流动性陷阱之下,通缩不能仅通过货币供应来解决。
以日本为例,日本式通缩的可怕之处在于流动性陷阱之下,一般的诸如降息等价格型货币政策失去效果;极低的货币利率下,银行吸储成本接近于0,放贷积极性不足,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大大缩水。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社会内在的建设和发展需求并不高,这是日本迟迟走不出通缩的根本原因。不过,虽然“失去的二十年”听上去挺吓人,但日本社会发展水平和民众生活水平未有实质性下降。
可见,通缩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走不出通缩”,之所以“走不出通缩”源于社会内在的建设和发展需求不高,这里的需求不是心理层面的,心理层面谁都希望越来越好,而是实践层面的,主要看社会中是否弥漫着创造奋斗的文化,以及年轻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就中国而言,一方面货币政策还有很大回旋余地,更重要的是国内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政府和民众也容忍不了社会发展建设停滞的情况出现。通缩可能会出现,但基本不会持续,并不可怕。
中国陷入通缩的可能性有多大?
PPI持续通缩并未有效传导至CPI,原因在于二者结构的差异:PPI以衡量生产类价格为主,生产资料权重高达76.27%,生活资料权重仅为23.73%;CPI则注重日常消费,其中食品权重为三分之一,居住和娱乐教育文化占三分之一,剩余三分之一为交通通讯、医疗保健、衣着、家庭设备和烟酒。就指数变动而言,食品价格变动对CPI影响超过50%,食品中鲜果、鲜菜、猪肉权重较高,这是社会将CPI指数变动戏称为“猪周期”的重要原因。
PPI的通缩可通过供给的产能过剩和需求的相对低迷来解释,与实体经济高度相关;CPI主要受农业影响,农业虽有周期性波动,但供给上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需求上存在刚性,食品价格不会长期低迷。所以,CPI出现持续下降本身就是很难的事情,改革开放以来也就两次,且持续时间不长。就当前我国情况看,短期内从CPI的角度出现通缩的可能性并不大。
基于通缩忧虑的降息降准有无可能?
中国的工业产品领域早已陷入了事实上的通缩,PPI的通缩在压降工业企业毛利润的同时,也在加速中国制造业的优胜劣汰和转型升级,可见通缩并非全无益处,在笔者看来,甚至可能是利大于弊的,所谓多难兴邦,对于企业转型和创造性释放何尝不是如此。当然,通缩太过会过犹不及,宏观政策制定者也在努力维持着某种平衡,通过简政放权、减税等措施予以扶持,使大多数工业企业处于一种活得不好但也不至于全无希望的境地,如此才能最大程度上激发转型和创新动力。
就实体经济而言,困难是确实存在的,央行宽松政策若真能缓解实体经济压力,当然无可厚非,笔者也举双手赞成。当前实体经济解渴主要仍依赖银行信贷,银行向实体经济放贷的瓶颈并非可贷资金不足,而是在不良高发态势下银行控风险压力强于业务发展压力,放贷动力不足。
因此,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题,需要从缓解银行不良压力着手,资产证券化、提高不良容忍度、加速不良处置速率等都有效果,恰恰降息降准效果不大。若银行的不良压力未根本缓解,降息降准带来的货币宽松更可能流向的是投机性领域而非实体经济,这也是2014年11月央行降息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不降反升却“意外”开启了A股大牛市的逻辑所在。
综上,中国陷入真正的通缩可能性不大,而从缓解制造业融资压力的角度,政策重点尚不应放在降息降准上。(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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